[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8)1-0093-6 城市和文化都是历史地发展和建构的，不同城市的历史发展建构了不同的城市形态和塑造了不同的城市空间，而不同的城市空间在其历史过程中塑造和积淀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城市文化。城市与文化的关系始终是一种相互生产和创造的关系，正如马尔科姆·迈尔斯在《城市与文化》一书中所论述的，城市生产文化，而文化又再生产城市，这是一种历史的共生关系。[1]如果说城市生产文化体现的是一种历史视野，那么文化再生产城市体现的则是一种重塑文化城市的策略。这一策略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复兴中得到广泛应用，比如巴塞罗那，而且随着中国城市现代化乃至全球化的发展，这一策略也为许多中国城市所运用，以便在日益现代化的城市空间中重塑具有自身传统特色的文化空间，比如西安回民街、重庆磁器口、武汉户部巷、长沙太平街、成都宽窄巷子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成功的例子。可以说，在众多的案例中，成都对宽窄巷子传统空间的开发利用和重新塑造具有一种典范意义。它不仅是城市空间利用和文化空间再生产的成功案例，而且已经成为成都城市乃至中国城市的一张金名片。本文以成都宽窄巷子为例分析其特殊城市空间的历史生成和文化生产，论述宽窄巷子文化空间的再生产及其文化特征，并阐述这一举措在今日中国城市文化空间重塑中所具有的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城市生产文化空间——宽窄巷子特殊城市文化空间的形成 今天所谓的宽窄巷子是历史性的，宽窄巷子形成的城市文化空间也是历史性的。正是在这种历史性的过程中，宽窄巷子生产了独特的城市空间，而这种城市空间又生产了宽窄巷子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对于宽窄巷子来说，无论作为城市空间还是文化空间，抑或是城市文化空间中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性格，都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生产和建构的。“城市首先是具有文化意义的存在。”[2]宽窄巷子的空间和文化正是从最早的“少城”到满清时期的“满城”再到民国时期的“新城”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不断演变、不断积淀和不断融合而形成的，空间的生产与空间的文化生产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在成都几千年历史进程中生产、生成和建构为一个特殊的城市文化空间。 宽窄巷子是历经几千年演变和发展而形成的独特城市文化空间。早在公元前311年，秦惠文王就在现在的宽窄巷子一带建立了一个时称“少城”的小城。这不仅是宽窄巷子最原始的踪迹，而且可以说是成都有确切筑城历史的开端，换言之，少城是成都最早的城市原型，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少城的历史就是成都历史的一个缩影。从秦惠文王到南宋末年这一千多年的少城发展及其文化生活，历史上少有记载，但人们知道的是，在此后近八百年的历史中，由于南宋末年和明末清初的战火，少城几度毁灭。然而，公元1718年，几近毁灭的少城迎来了一个历史重建和发展的机遇。康熙平定准葛尔叛乱后，在少城遗址的基础上修建了42条胡同，留守成都的八旗兵丁驻扎和生活在这里，原来的“少城”空间在变大，人口在变多，生活在变丰富，文化在积淀，“少城”被更名为“满城”，原来主要是成都当地人生活的具有南方川西特色的城市空间，此时转变成为了主要是满族八旗人生活的具有北方风格的城市空间。与原来的闲适、安逸、无拘无束的少城生活方式和文化性格不同，满城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区域空间，里面居住的全是满蒙八旗及其亲属，普通百姓则禁止自由出入。那时，这些胡同还不叫宽窄巷子，而被称为“兴仁胡同”和“太平胡同”，它们具有典型北方地域色彩。由此，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特殊生活方式并体现特殊文化内涵的城市空间。八旗子弟在满城内分到一定数目的房产与田地，因此，他们获得了游手好闲与追求享乐的物质保障。众所周知，八旗子弟一直以“纨绔”为名，喝茶、游玩、逗鸟、看戏、斗蟋蟀等等成为他们特有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娱乐方式。这个区域成为了一个“安乐窝”和“桃花源”，更确切地说，成为了一个专供八旗子弟玩耍的场所。这种生活方式和文化情调尽管表面看来似乎是特属于满蒙八旗子弟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并不与“少城”原有的那种川西地域的闲适安逸和潇洒无拘的生活方式有多大的冲突，甚至可以说有着某种内在的相通性。 城市的空间和文化总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变迁，满城亦复如此。1912年初辛亥革命成功，终结了296年的满清历史，曾经等级森严、繁华热闹、舒适悠闲的满城也逃脱不了它被“革命”的命运。“革命”的后果导致了满城城市空间的“革命”，城墙被逐渐拆除，一些新的建筑如公馆、洋楼与民宅在这里开始涌现，打破了原有的满城城市空间格局，原来面积达十余平方公里、城墙周长四里多、42条胡同错落有致的具有完整形态的满城，在具有革命性、颠覆性的城市空间重构中被挤压成碎片，原有的具有浓郁北方特色的“胡同城”逐渐演变成一个“现代性”的城市空间。由此，原有的城市空间几乎被另一种形态的城市空间所取代，此时42条胡同只剩下三条，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宽窄巷子。而宽窄巷子的来历据说是因为一位测量人员随口把宽一点的巷子叫做“宽巷子”，把窄一点的巷子叫做“窄巷子”，把有一口当年清军饮马的井水的巷子叫做“井巷子”。不同的时代生产不同的城市空间，不同的城市空间生产不同的生活方式，城市空间与城市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在这里发挥着历史性的辩证作用。民国时期的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取代八旗后裔而成为这个空间的主人，享用西餐、咖啡、留声机等的现代西式生活方式取代了那种喝茶、游玩、逗鸟的传统贵族生活方式。到民国时期，原来的满城城市空间几乎湮灭，三条胡同与42条胡同相比看似微不足道，但仅有的这三条叫做“宽窄巷子”的胡同却成为了这个被颠覆了的城市空间中特有的建筑及文化遗存，并嵌入到民国城市新空间之中。由此，宽窄巷子历经少城、满城到民国而演变成了混合了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川西民居、满清兵营、北方胡同、四合院、民国洋楼等等的杂糅空间。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空间在变化，生活方式在变迁，文化形式在变化，但从少城、满城到民国却积淀了某种有着内在关联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韵味，“少城”原有的具有四川地域特色的闲适安逸的生活方式、满城那种“安乐窝”和“桃花源”式的生活情趣、西餐、咖啡、留声机等的“现代”文化娱乐休闲在某种程度上都体现了逍遥自在、知足常乐、闲适洒脱的生活情趣和文化性格，而“慢”与“闲”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则是宽窄巷子文化性格的基调和精髓。 二、文化再生产城市空间——宽窄巷子城市文化空间的重塑 由于种种原因，宽窄巷子作为历史地形成和建构的城市文化空间，在民国之后的几十年里同样发生了“革命性”的变迁，原有的空间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甚至被其他的空间和用途所挤压，原有的文化形态被打碎，原有的文化空间功能丧失了，宽窄巷子在几十年的流变中成为了“衣衫破烂”的“城市孤儿”。宽窄巷子的建筑物和四合院已沦为年久失修、拥挤不堪的大杂院，拆拆建建、修修补补的自发行为严重破坏了宽窄巷子的原有格局。而随着现代化高楼大厦在宽窄巷子周围如雨后春笋般增长，宽窄巷子成为了这个城市中“多余”或“剩余”的空间，或者说成为了成都这个大城市里的一块“碎片”，与周边现代性的城市空间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当地政府的一个“烫手山芋”，宽窄巷子去与留的选择已成为青羊区乃至成都市的一个迫切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