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危机”与“道德失范”成为中国当前社会存在的严重问题，假货泛滥、食品药品不安全、股市暗箱操作、合同欺诈、学术与数据造假、豆腐渣工程等一系列社会乱象时有出现，在西方社会被视为声望最高的职业诸如医生、教师和法律工作者在中国的信任度也受到了普遍的怀疑，中国社会的信任度正面临着显著下降的危机。当前中国社会的一般信任程度处在较低水平，且尚未建立起基于职业群体和陌生人的社会信任模式。①生活在当今中国的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当下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弥散在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且呈现出进一步加剧的倾向。②信任危机将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阻碍经济增长，破坏社会稳定，加剧人际交往困境与社会冲突。实证研究表明，信任缺失对社会和经济的损害非常明显，它使得交易成本急剧增加，社会分工受阻，并将长期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③ 尽管信任危机早被人们关注并引起了广泛讨论，重建社会信任成为共识，但不论是“加强社会诚信建设”的顶层设计，还是倡导“重建中华传统诚信美德”的政策主张，都没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④究其原因，一定程度上源于我们一直以来对于信任的两个认识误区：一是以一种既定的、静态的信任格局二元区分来理解信任，缺乏对信任发生机制的准确认识；二是关于信任来源问题的探讨陷入一种“制度与文化”的二元对立，在制度与文化的门槛前裹足不前。笔者认为，信任作为一种在后天社会交往活动中所习得的对他人行为表现的预期，与社会结构、制度安排及文化认同之间存在明确的互动关系，信任并非是先天给定、一成不变的，信任是嵌入在社会文化和制度之中的一种不断演化和变迁的社会机制。蒂利指出：“信任应当被视为历史的产物，而不再是无需历史地考察其变化就能做出解释的现象。”⑤我们必须打破传统静态的高—低信任格局“二元区分”以及制度与文化“二元对立”的信任来源视域，在社会转型的历史语境中探讨中国信任现状以及信任重建问题。鉴于此，本文从信任发生机制的角度入手探讨信任的来源，通过引入文化制度二重性理论，探究我国信任重建的路径选择。 一、“高—低信任格局”二元静态区分的历史局限 “华人社会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这一观念是一种被许多人像常识一样加以接受的教条，这主要源自马克斯·韦伯一百年前有关中国信任的论断，认为中国社会表现出典型的特殊信任形态，特殊信任以血缘为基础，建立在私人关系和家族或准家族关系之上，与西方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普遍信任形成鲜明对比。⑥福山通过跨文化比较，将不同国家的信任类型划分为“低信任社会”和“高信任社会”两大类，中国则属于低信任社会。⑦韦伯与福山的信任论，均表现出一种先定的、静态的特征：信任是一种根植于社会中的信仰和价值，与其群体的传统有着最直接的关联，表现出很强的稳定性与一致性，且存在明显的民族或文化区分。如果遵照这一分析模式，研究者必然得出“信任一经给定便难以改变”的结论，从而陷入民族/人种决定论困境。我们将通过纵向的历史经验和横向的跨文化比较分析，表明这种观点从一开始就依赖于站不住脚的论证和静态的信任格局二分法。 历史经验反复表明，信任从来都是一种不断演化和变迁的社会机制，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先天给定模式。亚当·斯密在论述资本主义市场道德基础时指出，信任是在长期亲密关系中培育而成的同情之情的产物，日常的同情之情与集体的自我保护两者交替，共同造就了大多数政治环境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团结。⑧从斯密的论述来看，以血缘为纽带所建立的信任关系，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早期阶段，不仅是西方国家的普遍形态，而且构成了西方市场经济肇始的基础。只有当外部的制度系统能够确保个人安全时，这种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必须才有可能成为不必要，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关系也将随着文明的演进而日趋式微。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做的研究显示，社会活动的大部分内容仍然主要是由血缘关系所构成的。⑨这进一步表明，以血缘为基础的信任网络并非某一个特定文明的独特形态，它同样广泛存在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是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外部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社会共识的普遍达成，信任网络的范围与边界进一步拓展，从一种以血缘为基础的人际信任扩展为一种社会的普遍信任。 涂尔干系统考察了西方现代性的起源，并对西方社会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各类社会失范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社会“失范”是现代性存在的巨大隐忧，这种失范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分工的发展和个人主义的强化日益消解了传统社会的宗教、道德、习惯所链接的纽带，而新的社会整合纽带还处于形成的过程中，从而造成了公民道德信仰的匮乏、行为失去外在约束和欲望变得毫无节制的后果。⑩由此可见，信任危机与道德失范并非中国当前特有的现象，它同样出现在西方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我们只有在“社会转型”而非“高低信任二分”的视角下才能获得对信任危机的充分理解。梅因通过对西方传统的分析，指出现代社会的本质之一就是契约关系的形成，他认为，契约关系的形成是历史的而非先天的，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就是人际交往秩序不断从“身份”向“契约”转变的过程。在梅因看来，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家族依附的逐步消灭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而用以逐步代替源自“家族”各种权利义务上那种相互关系形式的，就是“契约”。(11)现代社会作为一个以契约关系为前提的陌生人社会，摆脱了建立在血缘基础上家族身份的束缚，陌生人之间广泛的信任以及建立在信任基础上合作的展开，奠定了现代契约社会扩展的交往秩序。梅因向我们揭示了在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西方社会经历了由建立在家族身份(血缘)基础上的有限交往秩序向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上的扩展交往秩序的转变，而这一转变的实质也即从特殊信任(身份)向普遍信任(契约)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