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批判社会学家而言，有两个最重要的理论表达了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是如何将不平等合法化的，它们就是皮埃尔·布迪厄和法兰克福学派。虽然两种理论都有其各自倡导的思想，但却很少彼此对话，而是更倾向于忽视对方的理论传统所提出的挑战。这两种理论的开创者也是如此。当布迪厄的著作《区隔》在1979年出版时，法兰克福学派的所有开创者都已去世，因此没有机会对这部重要作品关于文化的阐释作出任何回应。而布迪厄在其有生之年却有大量的时间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进行评述，不过他却通常选择予以忽视。 这种彼此蓄意地对对方重要的理论传统视而不见的做法令人遗憾，它已经妨碍了双方明确地规划和研究两种理论的异同点。布迪厄和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文化都持有一种批判性的见解，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思想、信念、艺术和文化作品使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现象得以再现和合法化。但是，正如一些观点所表明的，使布迪厄与法兰克福学派产生分歧的原因并非布迪厄的实证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聚焦之间的对垒，抑或布迪厄的结构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抗。两种相似的批判社会学理论之间的真正分歧并不在于研究方法或理论基础，而是现代社会文化的多样性这一具体问题。布迪厄认为，现代社会的特征就是文化客体呈现出等级化的多样性，被区分为不同的阶级，同时也使某个阶级似乎优于其他阶级。这种等级式的文化使统治阶级似乎更配得上其所得到的一切，因为它消费的是“正确的”文化，这就合法化了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分配，而被统治阶级获得的利益之所以较少，是因为它消费的是“错误的”文化。相反，法兰克福学派则认为，现代社会的文化客体呈现出一种标准一致或相似的特征，这就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真正的阶级划分。这种人人共享的大众文化通过创造全体社会成员基本平等的幻象将不平等合法化，认为其中一些人之所以获得了人人想要得到的东西，只是因为他们在职场上工作更卖力、收入更多而已。最终，这两种伟大的现代文化理论之间的差异可以归结为如下问题：现代社会拥有的是统一的大众文化还是分层的阶级文化？ 一、马克思：文化是统一的大众文化 上述两种文化理论分别源于社会学的两位伟大缔造者——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为了理解这两种当代文化理论及其区别，有必要回溯它们的经典起源。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理论源于一种大众文化理论，它模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差异。该理论起源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阐发的商品拜物教概念，而马克思的这一概念又源于他在早期著作中提出的意识形态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尽管统治阶级或拥有社会财富的阶级与劳动阶级的物质利益在一切社会中都是对立的，但是多数社会还是由一整套根源于经济的共同信念和价值观所统领的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①，并且被全体社会成员广泛接受。为什么会如此呢？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出了两个答案。 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指出，拥有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样也控制着文化生产资料——比如报纸、出版社、广播电视——并有意识地利用它们传播服务于本阶级物质利益的思想。他们进而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②这一理解意味着阶级地位并不直接决定思想，而统治阶级以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由一个社会中生产关系的整体结构决定的。这种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塑造人类意识的认知极限来决定人的思想。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职业和阶级的区分妨碍了人们有意识地协调经济活动，并使劳动力的分配转变为市场中的工作机会。相应地，这些生产关系使人本身的劳动在其意识中具有了异化和疏离的性质，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的支配。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③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这种错误的意识称为“商品拜物教”，并将其视为一种统治所有阶级并模糊了它们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的意识形态。因为，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所有商品都是按照等同于生产中花费的劳动时间的价值来出售的。劳动力与资本之间剥削性的工资关系表面看来是平等的双方之间公平的交换，从而使有意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受到市场的客观规律的制约，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资本主义在人的意识中创造了一个颠倒的、虚幻的世界，其中，人被贬低为物，而物(商品)却被赋予了具有人类特征的意识和意志。但是，马克思认为，新的生产力的出现将会打破商品拜物教的魔咒。竞争迫使资本家用巨大的、仅需要较少工人工作的工厂代替了小型的车间作坊，其中，各个工种就像一支军队一样得到指挥、相互协调。因此，现代工业使人们认识到劳动的社会性，认识到社会劳动有意识的集体分配可以替代市场中无计划的个人交换。 二、马克思的理论遗产：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和物化的文化 在马克思首次使用商品拜物教概念半个世纪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捷尔吉·卢卡奇将该概念重新命名为“物化”，并且认为这种将人与人的关系视为物与物的关系的错误观点是一切资本主义文化所共有的。在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认为工业无产阶级能够结构性地破除物化的魔咒。资产阶级在结构上无法突破物化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们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他们为自己的企业做出主体性的决定，但是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们又体验到市场规律带来的客体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只处于客体的地位，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剥夺了他们所有的主体化行为，将他们变成受市场支配的劳动力商品。因此，这些工人能够看到被物化的商品假象背后的主体内核，因为他们就是那个内核。他们才是劳动力商品虚假的“物性”(thingness)背后那个物质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存在，因此他们才能看到全部商品都是人的创造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