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8)02-0135-08 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que)已成为西方人文学术界中的一个普遍的研究旨趣。①众多研究西方社会和现代性的学科将文化批评视为基本研究理念，它们或以解释学的视野，或以人类学民族志的视野，对当代文化状况进行批评阐释。这些批评阐释既以自身所属的社会生活为对象，也以自己的理论基础为对象，是对现实和“关于现实的观念”的全面批评。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que)是指对作为“人类整个的生活方式”的文化的批评，它不同于采取文化视角或以文化理论进行文学批评的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在本文中所谈到的文化批评，如不特别说明都是指向前者的。 作为理论范式，文化批评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研究思路。美国人类学学者乔治·马尔库斯曾指出：“19世纪的所有的主要社会理论家和哲学家的作品，均可被视为是对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所导致的欧洲社会转型作出的反应，而这些作品均包含着一种批评的维度。”②可见，文化批评的精神已经渗透在这近两个世纪的社会学研究之中。激起这一连贯的批评传统的有马克思、尼采和韦伯等人，批评的具体方式可以是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文学，也可以是社区研究、比较社会学或者民族志的社会科学研究；人们所熟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就是该研究思路的最重要代表之一。文化批评方法的合理性已得到当今社会科学界的广泛认可，而在某些特定时代，它更成为学术研究的基本理念，“十九世纪末期是这样一个时代，二三十年代两次大战的间歇期，也是这样的时代。在我们看来，六十年代以来的这个时代，同样也正是这样一个时期。”③在文化批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是贯穿其间的一条重要线索，它与其他类型的文化批评相互关联，在理论、方法上相互借鉴融合。马尔库斯在他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书中，又将文化批评潮流纳入了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和理论框架，将人类学观念和方法作为暗中支配当代文化批评的隐含逻辑。持有相似观点的学者也不乏其人，如伊格尔顿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纳入了人类学批评这一领域，雷蒙·威廉斯、霍加特、阿尔都塞和詹姆逊等人也密切关注文化批评中的人类学因素。这一认识，使我们在面对文化批评与人类学的关系问题时，需要梳理的理论脉络变得复杂，相关的问题至少包括：文化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关系，一般的文化批评与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关系，以及上述两种人类学与文化、文化批评的关系，等等。本文将通过阐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宗旨和理论特质，揭示文化批评中隐含的人类学逻辑，以期得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批评的大致轮廓。 一、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视域下的文化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文化问题居于重要而又特殊的位置。伊格尔顿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文化既是至关重要的，又是明显次要的”，④文化既是“结聚权力和培养奴性的地方”，对统治秩序的维持和意识形态的生成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又是上层建筑的东西，是经济和劳动制度的产物，具有依附性和从属性。文化，向来是一个语焉不详的学术概念，作为界定不明的宽泛指称，它既可能为研究带来广阔的思想空间，也可能因社会生活中重大冲突性质的模糊不清，导致其内涵的遮蔽。伊格尔顿在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分类研究中，将“文化”归附于人类学批评的视域之下：“人们一直试图综合不同的意义，或考察关于‘文化’的各种意义之间的相互联系。在西方，文化可以指艺术作品和智力作品，也可以具有更广泛、更多的人类学意义，实际上可以指整个生活方式。”⑤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念的进一步阐发。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文化都看作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和人类历史上某一阶段的产物；而在人类学的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意味着将文化的问题域拓展为“整个生活方式”，涵盖了制度研究、社会关系、亲属关系、生产模式和符号形式问题等诸多方面，这就使文化概念超越了狭隘的审美意义，从而可以从它入手研究自己身处的社会、制度、政治、生产等问题。另外，将“整个生活方式”纳入文化概念，还隐含着对那种视文化为某种最高的价值载体的精英主义文化观的否定，在雷蒙·威廉斯、霍加特和伊格尔顿等人的文化研究中，都突出地显示了这一否定意味。 文化一向是人类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对象。Culture一词在词源上来自拉丁文cultura，本义是指农作物的栽培和动物的饲养；从16世纪早期开始，“文化”一词的内涵从自然界延伸到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领域，从“养育作物”等物质实践活动扩展到“培植人的心灵”的精神活动，至此得以与人类学相衔接。人类学思想的缘起由来已久，而作为一种理论化的学科意识，则兴起于19世纪70年代，以泰勒的《原始文化》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为代表，后经博厄斯和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的研究推动，发展成为蔚为大观的文化人类学学科。它起初深受进化论影响，注重从自身经验出发对异文化(特别是原始文化)的解读，希望揭示人类由低到高发展历程中的内在规律，但囿于自身学科传统的、无反思的人类学理论本身却成为研究的盲点，这一缺陷在人类学发展中日益显明。在20世纪后半叶，人类学学科发生了从原始文化和异文化的研究向当代自身文化研究的转向，像康德一样把主体自我作为认知的前提加以检讨，由此，人类学与众多的社会研究学科取得了共同的问题域，即都把对自身文化的批评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对当代本土文化的批评研究，在人类学研究中的位置日益突出，这一情形使人类学学科与始终关注当下社会文化状况的马克思主义有了广泛的互文性。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文化问题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他们相信在现代性的进程中，自然界和人的精神领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生了巨大变迁，而文化的嬗变与转型也成为不同时代人的生活方式的记录，对西方文化概念的考察离不开工业革命、民主革命和文化变革的历史大背景，据此，一些学者将文化看作“文明”的同义语。⑥雷蒙·威廉斯曾经指出，文化终究是对“共同生活状况的变迁所做出的反应”，它的意义“受到我们所理解的工业和民主含义的界定”。⑦他与伊格尔顿等人将“文化”视为“整个生活方式”而加以认识的思路，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联系在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