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5年起，“互联网+”概念在政府和互联网企业的推动下，带起一股创业浪潮，O2O①（Online to Offline）服务业加速发展，各种外卖及外送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占据较大市场份额的包括58到家、美团、饿了么、百度外卖等在内。这些企业将互联网技术与传统服务业之间进行桥接，使得线下现实需求、服务与线上技术进行了深度结合。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16年中国外卖O2O行业发展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婚庆、餐饮、亲子及休闲娱乐O2O等垂直行业高速发展，其中餐饮行业市场份额连年升高。2015年我国餐饮外卖市场规模已超过2300亿，占整体餐饮消费的比例为7.4%，而预测到2018年，这一比例有望达到14.8%，外卖市场整体规模也将超过6600亿。 在外卖餐饮高速发展、市场份额占比日益上升的大背景下，作为传统快递职业的新分支，外卖送餐员逐渐进入了大众的视野。他们以摩托或者电动车辆为交通工具在道路上穿行进行餐饮外送服务，所以有时被冠以“外卖骑手”这一称号。一般情况下，外卖骑手以年龄在十八到三十五岁的农民工群体为主，多为成年男性。 从学界现有研究来看，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传统服务行业的两分法（低端-高端）提出了挑战，也对劳动控制提出了新问题。一般来说，低端服务行业是在固定的地点提供标准化的服务产品，劳动控制的目标是提供脚本式的服务；而高端服务行业则是在相对灵活的地点提供定制化的服务产品，劳动控制的目标是提供符合公司利益的灵活性服务（Leidner，1993）。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应用，逐渐促成传统的中低端服务行业的标准化服务产品，走向定制化发展。外卖行业恰好也处于这一转型过程之中：表面上来看，作为劳动者的送餐员——外卖骑手——提供的是一种标准化的餐饮配送服务，但与此同时，也可以说外卖骑手提供的是一种定制化的服务：送货上门。骑手在派送餐饮的过程中，既面临着组织程序化、流程化的工作要求，又面临着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和顾客定制化的需求。组织如何调和标准化与定制化、程序化与灵活性之间的矛盾来管理骑手？而骑手又是如何应对这种矛盾关系？这两个问题实际上都指向了研究者要去深入了解，在互联网技术应用的浪潮中，资本是如何采用技术手段来改造传统的劳资关系管理模式的，并由此塑造新型的“资本-劳动者-消费者”三元结构的。技术的发展已经冲击了整个服务业的运作形态与机制，甚至重新定义了工作的意义；在这一前提下，劳动者在层层管控下是否还能发挥其主体性，是否还拥有反抗的资源与能力，这一问题，对于探究劳资双方的关系走向有着深刻的内在价值。 进一步的问题是，在网络技术深入影响到传统劳资关系的管理模式后，是否会对传统服务业的劳动分工形态和劳动力市场结构进行固化？根据卡斯特所言，由数字鸿沟所凸显的不同阶层和人群在信息技术利用能力上的差异，将导致社会不公的发生（卡斯特，2006），这一现象是否会在劳动领域中出现，如果出现的话，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特征？本文将尝试着剖析一家以餐饮外卖为核心业务的O2O企业对劳动者劳动过程的管理来进行初步诠释与分析。 二、研究述评与研究理论框架 （一）技术、资本和劳动者自主性：劳动过程理论与经验研究回顾 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生产关系和劳动过程研究为基点，马克思提出了劳动过程理论（马克思，2004），用于揭示剩余价值积累的本质和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由此，资本对劳动过程的管理和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以及劳动者的反抗成为劳动过程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劳动过程理论的快速发展，不仅得益于马克思的奠基工作，也得益于后世包括布雷弗曼、布洛维在内的一系列学者的延伸与拓展。根据对劳动过程中管理模式和劳动者主体性的不同侧重，劳动过程理论分为两条主线： 以布雷弗曼为代表的研究观点认为，工业社会中的技术从属于资本并成为管控劳动者的工具，具体表现在劳动过程中“概念”与“执行”的分离②：资本家通过对熟练工人的泰罗制管理实施对劳动的占有，使得工人的劳动过程和工人的技术进行分离；工人失去了对自身生产技能的掌控权，只会进行简单的机械劳动；脑力劳动从车间转移到设计部门，最终实现了资方对劳动过程的直接控制（布雷弗曼，1979）。以布洛维作为代表的研究观点则认为，资本家在劳动管理中通过“制造同意”来形塑劳动者的自主性，使其产生对资本主义剥削的主观认同，甘愿成为资本主义剥削的对象（布洛维，2005：217-224）。 综合来看，工业社会的资本控制劳动过程不仅强调由生产技术的发展而引发的管理手段上的策略变化，包括直接控制、责任自治、官僚制控制等（Friedman，1977；Edwards，1979），也强调劳动过程中资本控制的主观方面：技术不仅帮助资本调整其掌控劳动的方式，也在主观上促成了劳动者与资本主义控制方式的自愿融合。总之，技术是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资本和劳动者都力图争夺和控制的关键要素，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劳动者成为资本运用技术加以管控的对象；资本成了劳动控制进程的主要获益者。 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研究者认为，互联网技术（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该技术的文化特征）和劳动过程的结合，对资本控制劳动进程的传统命题提出了挑战，尤其体现在关于知识劳工的研究方面。不同于布雷弗曼和弗里德曼所总结的传统管理方式，互联网公司对劳动者的控制策略变得更加灵活多变，例如直接控制和责任自治等多重管理策略的并行和交替（Barrett，2004）；也有研究者认为，资本利用信息技术作为管理控制工具的程度持续加强，表面上弥合了“执行”与“概念”的分离，但其背后的管控策略仍然是工业化时代的监督劳动者工作效率的理念（Sewell，2005），其利用程度甚至超过传统产业，形成“环形监狱”（Upadhya and Vasavi，2007：28）。可以说，基于信息技术的实时监控力度，在信息时代更加全面、深入。这一点在低端服务业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举例来说，恩达·布罗菲对呼叫中心的研究显示，资本通过“团队”合作等方式监控劳动者，传统泰勒制的流水线仍然存在，只是改换成了电子的形式。尽管如此，布罗菲同时也发现，由于掌握了关键知识与技术，呼叫中心的劳动者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并产生了多种形式的反抗。因此，信息技术时代的知识劳动者在面对资本控制时，其处境有别于工业化时代混合型泰勒制下的劳动者（Brophy，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