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历了集体化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农业经营的基本制度由人民公社转变为统分结合，家庭联产承包使农户重新成为农业经营的决策者。在这一过程中，农民不再是被安排完成劳动任务的接受者，而是农业实践的主动发起者。这意味着要理解当前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转型过程就必须将农民作为主体之一纳入考量范围，换句话说，如何理解农民的行动选择对理解农业现代化进程来说具有前置性和基础性的意义。作为与土地及农业实践紧密联系的行动者，农民改变或维持某种种地行为的决策是如何做出的？他们遵循何种逻辑？结合定州市农民的种地经验来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农民的种地实践，并以此为基础在更大层面上讨论农业现代化进程。 一、关于农民种地实践的研究回顾 在农民的种地观念及行为倾向上存在着生存与理性谁为第一的讨论。实体主义理论家如恰亚诺夫、波兰尼和斯科特等认为农民的经济行为要放在社会系统中认识，安全和保险是农民行动的首要逻辑，生存取向的农民更倾向于避免风险，不会选择可能带来更高利益，同时也有可能一无所获的投资机会（刘金源，2001），因此是“道义小农”。 恰亚诺夫（1996）认为对农民的研究大多站在客位来理解农民，而只有从主位出发才能更好地理解其经济行为。其在对俄国小农的论述中提出农户家庭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家庭内部的劳动力供给能力和产品对需求的满足能力是家庭经济的核心。当农户的劳动力供给和劳动辛苦程度与增加产品对需求的满足达到均衡时，农户的经济行为就趋于稳定。因此农户家庭在劳动力供给能力上的不同是家庭经济分化的最主要标志。小农经济行为的逻辑也由此可以看出是为了满足家庭的需求，而非资本主义式对利润的追求，资本主义的利润计算方式不适用于小农的家庭生产。 波兰尼（2013）认为从历史上看，经济系统经历了与社会系统的嵌入、脱嵌和再嵌入过程。人们的经济关系包含在总体的社会关系之中，个体行动的目标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财产，而不仅仅是经济财富。个体的行动总是受到社会规范，如“互惠性”要求的制约。因此对于经济的分析不能单纯从理性、市场及利润等角度出发，人们的经济行为受到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影响。沿着这一理论，对农民种地行为的理解需要扩展到社会结构与农民的社会关系之中。 斯科特（2013）在对东南亚农民的生产与生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小农经济是一种道义经济，其首要考虑的是家庭生计和生存伦理。斯科特认为由于生活在生存危机的边缘，农民根本没有机会进行古典经济学所说的最大化利润式的思考，“安全第一”是首要原则，农民生产的首要目的是竭力避免任何导致生活被毁灭的可能。在斯科特笔下，农民并非不会进行追求利润的思考，他们之所以不这样做，是受到生存危机的威胁而被迫做出更有保障的选择。 另一方面，与“道义小农”不同，形式主义理论家如舒尔茨和波普金则认为农民在生活和工作中都可以被视作经济理性的个体，其在面临有风险的投资机会时并不会因为“安全第一”的想法而退缩。农民具有的经济理性并不比企业家逊色。（林毅夫，1998） 舒尔茨（1999）认为农民也是经济理性的个体，在传统农业生产中是有效率的，并不存在隐蔽失业问题。农民根据自身长期种地实践所收获的经验，已对能利用的生产资料进行了最佳配置。之所以传统农业缺少发展，是因为传统的生产要素回报率低，对储蓄和投资缺少刺激，而同时农民又无力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则可以从这一特点入手，加大投资，促进投入，鼓励农民使用新的生产要素，并进一步增加农民的人力资本，从而打破原有的低效率均衡，促进农业发展进入新的均衡阶段中。 波普金在舒尔茨理论的基础上认为农民的意识及行为都是理性的，会计算自己经济行动的付出与收益，从而实现效用最大化。其将农民视为投资者的角色，而以农户家庭为单位的农场，在他看来则是同公司一样的经济组织。农民明确自身的利益所在，同时也会与他人讨价还价以确定一个双方同意的妥协结果。（郭于华，2002）形式主义理论家阐明了农民作为理性行动者的角色。在其笔下，农民种地是精心计划的行动，是在对现有资源利用基础上，对风险和利润评估后做出的符合自身最大利益的选择。 实体主义与形式主义的论述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学界认识中国农民的理论基础。研究者大多在两派的对话中探讨当代中国农民的行动逻辑。一方面，有研究者将经典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于对农民的解释。其将“生存第一”视作传统社会中农民面临生存危机时的主要逻辑，多表现出保守与安全的一面，而“经济理性”则是现代社会中生存危机解除后的西方经验。理论层面看，随着社会发展，生存伦理下的“道义小农”将转变为受“经济理性”指导的农民。（姚自立、张红，2016）在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物质装备和技术进步的同时也需要农民的现代化，这意味着农民种地的目的要从满足家庭需求转变为追求最大利润。（李小丽，2008；朱启臻，2013）从实际层面看，当前我国农民经济行为的一大趋势是由生存理性转向经济理性。（李红涛、付少平，2008）研究者将处在这种状态中的农民称之为“过渡小农”（高帆，2008）或“现代型农民”（王宇雄，2016）等。通过将“道义小农”和“经济理性”定位为两个前后相连的发展阶段，研究者避免了经典理论的争论，并将对当代中国农民的关注引入这一具有进化论意义的发展体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