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据历史资料记载，由于日军秘密实施细菌战，1942年绥西及周边十余县旗发生鼠疫流行，绥远省政府虽实行强力的“封锁”“隔离”“烧埋”等防疫措施，三月内控制了这场疠疫，但仍死亡军民949人以上。有观点认为，绥西历史上曾多次发生鼠疫，处于鄂尔多斯鼠疫自然疫源地范围，因此这次鼠疫可能是自然发生。但从种种日军细菌战历史资料考察，这次鼠疫实难排除日军人为之嫌疑。日军人为造成绥西肺鼠疫的途径可能是：通过飞机洒播“毛毛雨”一样的鼠疫细菌雾，使人吸入感染；散布带鼠疫细菌尘埃的香烟，使人吸入感染；“投放大量病鼠”等。
图1 民国时期绥远省地理位置图①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入绥远，占领归绥、包头(见图2)，傅作义将省政府西迁陕坝(今杭锦后旗)，率军民顽强抗日，迫使日军兵锋止于包头。 1939年12月，傅作义率部发动“包头战役”，一度攻入包头，歼敌3000余人。1940年1月日军3万进犯绥西，2月占五原、临河、陕坝。3月傅作义率军反击，10日收复陕坝、临河，20日将压缩在五原之敌3500余人歼灭，击毙日绥西警备司令水川中将，取得“五原大捷”[3]153-156。 此后日军在包头一线与傅作义绥西抗战军民相对峙，无力作进一步大规模军事进攻。在此背景下，使用细菌战削弱绥西抗战军民力量，便成为日军不二选择[3]156。 
图2 抗日战争时期绥远省地图② 二、中国档案记录的日军实施的绥西细菌战 中国多种历史档案记录，1941年冬至1942年春发生的绥西鼠疫大流行是日军实施细菌战的结果。 1941年2月7日重庆军事委员会致军政部军医署快邮代电： 军政部军医署公鉴：密，据报敌近在包头收买老鼠，每只出价1元，预定收买10万只，闻系用作繁殖毒菌或鼠疫菌，预备用飞机向我阵地散放，以收兵不血刃之效，等情。除分电卫生署外，希查照为荷。[4]340 此档案记录：重庆军委从其秘密情报渠道获悉，绥远包头日军正在收买老鼠用作繁殖鼠疫菌，以预备用飞机向绥西我军阵地散放，特电告军政部军医署及中央政府卫生署以备防范。 1942年2月26日绥远省政府致国民政府卫生署寝电： 敌怙恶无道，先散疫菌于常德，复施狠毒于绥西。据去年8月之报告，敌在包、萨等县大肆搜捕鼠类，限民间每户交家鼠1只或野鼠3只。最近数日，复接同样之报告，敌之处心积虑，殊堪愤慨。[5]491 此则来自绥远省政府的情报档案揭示：日军确实从1941年2月以来就在包头等地收集老鼠，准备对绥西抗战军民实施鼠疫细菌战。 1942年3月中旬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疫情旬报》： 绥远省政府函称：绥省于元月杪(杪：末)发现鼠疫，其来源系由河西传入。经多方缜密探讨，佥(佥：全)以敌机犯柴磴口后，未及旬日，而河西……首告发现，五原……继之，现已侵至省会所在地之陕坝外围。[4]341 此则绥远省政府当时报告称：敌机在河西“犯柴磴口”(磴口县)后，河西“首告发现”鼠疫，此后传至五原及临时省会陕坝外围(见图3)。绥远省政府显然认为(经多方缜密探讨)：敌机在磴口县投下了鼠疫，之后导致鼠疫流行。 
图3 绥西细菌战鼠疫流行分布图③ 1942年6月13日国民政府卫生署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快邮代电： 考敌此次细菌攻势，根据去年8月之报告，敌在包、萨等县大肆搜捕鼠类，限令民间每户捕缴家鼠1只或野鼠3头，并不时大量收买。迨至12月底，敌犯河西柴磴口等地时，遂派细菌队四十人散播鼠疫杆菌。[4]348 此则历史档案称：1941年12月底，日军曾派出“细菌队四十人”在河西磴口等地“散播鼠疫杆菌”。敌机在磴口投鼠疫时间是1942年1月中旬，看来“细菌队四十人”动作是在敌机动作之前。 日军派“细菌队”投鼠疫之情报，其来源是据1942年3月1日傅作义致蒋介石、何应钦等的电文所称： 顷接反正部队报称，包敌于两月前曾密派细菌队四十余人化装到我方撒放各种最毒病菌，此次后套及伊盟发现之鼠疫均为敌人所播。[5]491 上述中国历史档案的记录表明，从当时中国政府、绥远省政府多部门掌握的情报看，绥西发生的鼠疫是包头日军1941年就预谋，于1941年底至1942年初实施而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