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血和肉”该怎么写？ ——关于“三一八”惨案 众所周知，鲁迅对新月派作家诗人们的讽刺和批判不遗余力，对1925年留美归国后参加新月派的闻一多却从未言及。闻一多对鲁迅也一样，直到鲁迅去世后第五天即1936年10月24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追悼会上，他才将鲁迅和韩愈相提并论，如此评价道： 唐朝的韩愈跟现代的鲁迅都是除了文章以外还要顾及国家民族永久的前途；他们不劝人做好事，而是骂人叫人家不敢做坏事，他们的态度可以说是文人的态度而不是诗人的态度，这也就是诗人和文人的不同点。① 关于闻一多所说的“诗人”和“文人”，有些见解认为，“文人”是指那些积极入世的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而“诗人”则是指那些超尘出世的，除了自我表现的“诗”之外万事不关心的“士人”。并指出1936年闻已经不写诗，更倾心于鲁迅式的文人的态度。②这种理解在笔者看来未必妥当，因为闻一多最精心地展开诗歌活动的时候，所追求的正是做一个“爱国”的诗人。闻一多与鲁迅的不同，与其说忧国忧民与否，更在于二者的作为文学者的态度，即“怎么写”、如何表现的文学观的问题。这一点在“三一八”惨案时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闻一多等人准备发行《晨报副刊·诗镌》时，爆发了“三一八”惨案。1926年3月18日，对接受日美英法等八国联军最后通牒的段祺瑞执政府，学生和市民在国务院前集会抗议，要求拒绝八国通谍，却遭到卫兵队的枪击，导致约50人死亡和多数负伤。面对这一“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③，鲁迅和闻一多作为表现者所说的话呈现出极有意义的对照。 鲁迅对青年们的死难极度愤怒，惨案当天在《无花的蔷薇之二》里激烈批判段祺瑞政府的虐杀行为，写道：“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④，悲叹在流血这一明白而残忍的事实面前自身语言的无力和空虚。3月25日他在《“死地”》用佛家语“言语道断”(不可言说)又一次表达自己已悲愤得无话可说了。4月1日写下有名的《记念刘和珍君》，“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纪念刘和珍君。”⑤鲁迅一方面不得不为纪念死难者而写作，一方面又反复倾诉在惨案和流言面前名副其实丧失语言的表达困境。 对鲁迅文学而言，“写”还是“不写”、“怎么写”的问题，是贯穿他作为表现者的一生的课题。正如研究者所指出，“鲁迅内心的矛盾与两难，以及他在写作中对这些矛盾的自觉处理，都决定了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关注‘怎么写’的问题。在不断面对‘写作之难’与‘真话之难’的过程中，鲁迅展开了一系列关于‘诗与真’的问题的思考，其思考的过程与成果，就集中反映于《野草》及其同时期的部分文本中。”⑥“三一八”惨案时，《野草》已接近尾声，鲁迅在《墓碣文》(1925.6.17)《立论》(1925.7.8)等篇章里，对如何表达真实的意见，如何知“本味”，已表现出激烈的纠葛：“……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⑦“三一八”惨案流血的真实以及世间的流言和遗忘，让鲁迅更彻底地体验了语言的空竦和表达的艰难，他最终用矛盾和对立的语言，为纪念“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创造了一个洞见人间一切又看透造化把戏，将要使人类“苏生”或“灭尽”的，充满矛盾和否定的叛逆的猛士形象(《淡淡的血痕中》1926.4.8)。 而此时，比鲁迅年轻18岁的闻一多正和清华园诗人们以及徐志摩一起，主张新诗的格律，重视诗的音节和形式，于《晨报副刊·诗镌》上即将展开新格律诗运动。《诗镌》在“三一八”惨案不久后创刊。对于这一偶然，闻一多赋予了重要的意义，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爱国和文艺——纪念三月十八》(1926.4.1)，论述诗刊和流血，即文艺和爱国的密切关系，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铁狮子胡同，也要流在笔尖和纸上，并强调死难者的意义：“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所以我们觉得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最伟大的诗。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⑧ 对死的意义的浪漫主义的强调，源于诗集《红烛》以来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信念，和鲁迅对青年们的现实的劝诫——“‘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死地确乎已在前面。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了罢。”⑨——是不一样的。但是，闻一多的文章里流露出强烈的使命感和自信：即使是流血的现实，文艺(即将开始的新格律诗运动)也要承担，用适当的形式来表现。事实上，关于“三一八”，除了上述评论，闻一多于3月25日、3月27日、4月1日分别写下并发表了三首诗《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国魂周刊》第10期)、《天安门》(《晨报副刊》第1370号)、《欺负着了》(《晨报副刊·诗镌》创刊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