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8)01-0044-11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8.01.004 服饰是指装饰人的衣服和装饰品，是二者的有机统一体。正如美国服饰研究专家卢里所言：“服装的字汇不光指各种衣服而已，连发型、装饰品、珠宝、化妆品和身体饰物都在内。”①服饰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服饰逐渐摆脱了御寒蔽体这种单纯的物质实用功能，而被赋予了多重文化意蕴，或隐或显地潜藏着一个民族或群体文化丰富的鲜活的认知经验、价值取向和审美意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成了独特的民族话语。作为民族文化精神承传赓续的纽带，它反映着人们精神或心理上的一种潜在的追求，呈现为一种民族的特定的生活风俗、态度、情绪、行为习惯和文化特征，甚至成为自我表现的一种物化表征。也就是说，作为人的创造物和装饰物，“从功能上看，服饰以其具体、实存的物质形态在完成遮羞蔽体任务的同时，更多地表征和承载了人类的精神欲求，传达着人类与其生存世界丰富、复杂的关系和独特的生存体验”②。正是由于各种文化符码进入了服饰系统并受到确认，才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象征意蕴。恰如沈从文所言：“装扮又是一种内心思想的持续表现，一种语言，一种象征。”③ 文学中的服饰是一种表意的文化符号，是对服饰所具有的象征意蕴的揭示和运用，并且通过凸显和强化特定服饰的象征意蕴，来揭示和反映着装人物的性格、情感、心理、意志、欲望与生存处境等多方面内容。如留学归国后的鲁迅，“置身于中国传统社会中，依然身着西式制服，和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那种‘长袍马褂’的服饰截然不同，表明了鲁迅有意识地通过这种外在服饰符号来张扬自我所认同的新文化、新思想”。④实际上，作为人类社会生活和文明演进的基本内容，服饰的表意和叙事功能在文学作品中被充分地挪用和发挥，服饰进入文学作品，被赋予更为丰富、独特的意义，无论是普通的着装，还是华丽的服饰，在作家笔下总会异彩纷呈，充满诗意和能指，传达出无穷的韵味和深刻的意旨，成为独特的服饰话语。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对服饰的偏爱尤其对于服饰话语的理解和运用而言，张爱玲可谓独树一帜。通读张爱玲的作品，我们深深感到，她对服饰有充分的理解和体验，她不仅在现实中穿戴别具一格，以“奇装炫人”；而且在创作中善于借助服饰书写捕捉人物灵魂，或暴露阴暗的人性、直逼灵魂，或暗示人物命运、展现苍凉的人生，丰富和发展了传统文学中的服饰意象，以独特的服饰话语丰富了作品的文化意蕴。可以说，服饰书写是张爱玲小说中表现人物心理、性格和地位、命运以及揭示生存处境与人性内涵的重要手段，更是走进张爱玲内心世界并深入探讨其小说文本独特魅力和文学价值的切入点。 一、独特的服饰体验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服饰，服饰的发展和服饰文明的演变进程蕴含着民族性亘古的延续和变化，同时也负载着日益丰富的社会内容，成为一种时代话语，反映着人们在特定时代潜在的精神追求和审美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通过服饰的变化，可以窥见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和人的精神嬗变乃至心路历程。“一九二○年左右，比较潇洒自由的宽褶裙入时了”⑤，而原来那种束缚女人身心的裙子才完全废除。服饰的自由和进步，也意味着女性的进一步解放。张爱玲出生于1920年，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开放时代，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给她幼小的心灵注入了自由、大胆、开放、无拘的时代基因。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在张爱玲的成长道路上，为她的个性张扬准备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色彩犯冲的搭配，出人意料的奇特样式，恣意张扬的个性，构成了张爱玲独特的服饰话语。不同的成长阶段和不同场合下服饰的变化。呈现出她不同生活时期的内心世界和心理语言，也反映了她所处时代的心态和话语蕴涵。我们可以通过现实生活中张爱玲的服饰的变化，来考察她的心态，发掘蕴含其中的时代内涵。 对于张爱玲而言，服饰绝不仅仅是烘托人体轮廓的美观的道具，她在服饰书写中寄寓着更多的人生感喟、生命状态以及对自由的追求。在她看来，“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⑥。这都体现了张爱玲独特的服饰话语特征，而这来自于她基于现实生活的独特的服饰体验。 张爱玲出身于曾颇煊赫的官宦世家，可是“到张爱玲出生时，却已接近尾声，到了该谢幕的时候，曾经的繁华与显赫已成为过去，只留下一些影子”，⑦再加上父母不和，本该天真烂漫的童年，却陷入阴郁、不安，缺乏温暖和亲情，从小就生活于繁华与没落的矛盾中。她在脾气暴躁的父亲和继母家里充分领受和体悟到人情冷暖与人生无常，认识了不少新旧杂陈的古怪人物，养成了敏感多思的个性气质。遭受冷落、伤害的心理激发她想引起他人的注意，受压抑的情绪渴求得到合理的释放，这一切促使她藐视一切，渴望在独立、自由、自尊、自爱中获得慰藉、温暖和自我满足。因此，她过早地理解了“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⑧。张爱玲从小就喜欢服饰，甚至对漂亮的衣服入迷。她的母亲爱做衣服，曾遭受父亲的嘲讽。在童年时代，她记得母亲站在镜子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她站在一旁，“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曾发誓“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⑨而在上中学的少女时代，父母离异后，她跟着父亲和继母生活，本是花枝招展的年龄，却只能拣继母穿剩的衣服穿。多年后，提及此事，张爱玲心意难平：“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⑩可见，对服饰的追求在她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她的同学大都家境优裕，穿红戴绿，而出身贵族的她，却落得小家碧玉的寒伧处境。张爱玲就读的圣玛利亚中学是一所女校，是一个女人的世界，置身其中，她不免自惭形秽。这种不入时的穿着和寒伧处境，使她的记忆刻骨铭心，给她带来极大的刺激。她不仅羞惭，而且憎恶，甚至愤怒，以至于她读大学期间得了两个奖学金后，“觉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随心所欲地做了些衣服，至今也还沉溺其中”(11)。父母的离婚使张爱玲感到了生活的无奈与无助，但在困境中，她有自己的计划，“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12)。这充分表明，一旦有条件，张爱玲就会毫不犹豫地满足自己，张扬个性。她在上海成名之后，就有了足够的钱来买衣服，“她的压抑已久的衣服狂心理终于可以得到真正的宣泄了，对服饰的热情也可以随心所欲地释放出来了”(13)。在现实生活中，张爱玲常常自己设计服装，款式特别，大胆地穿着奇装异服外出、社交，来炫耀、张扬、满足自己的内心；在文学作品中，她用心书写人物的服饰，关注积淀于服饰中的文化底蕴，以服饰的变化来揭示人物的心态和情绪的脉动，从而使内心的情绪得到宣泄和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