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此情可待成追忆：我的《创业史》阅读记略 《创业史》的确是我在文学上的初爱，自少年时代读过，从此念念不忘，后来多次重读，仍然爱好如初，真可谓“一卷难忘唯此书”也。这里，就先说说我的《创业史》阅读史吧。 我是1972年初读《创业史》的。那时的我还是一个11岁的乡村少年，刚读小学四年级。记得那年的正月里，我的大堂姐夫陪堂姐回娘家(他是六十年代初的回乡知青，家住县城附近，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听说我这个小弟弟喜欢看小说，就顺便给我带来了他当年购读的《创业史》第一部。那是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的初版本，比我出生还早一年，书是青绿的封面，特别清新可爱，至今记忆犹新。我得到书急不可待地读起来，读后喜欢得很，觉得作者真是神了，把乡村社会的三教九流人物写得那样活灵活现，就像我们村里的人一样真切和亲切，而未完的故事更让我翘首以待，心心念念地惦记着第二部。1974年3月到县城上初中，第一次到中学的图书馆借书，就向老师要“《创业史》第二部”，老师说没有，让我非常失望。1978年3月到兰州上大学，第一次去图书馆借书，仍是问“有没有《创业史》第二部？”同样失望了。稍后才知道，《创业史》的第二部尚未出版，难怪我一直借不到啊。 1979年初得知山东师大中文系正在编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的消息，我也立即订购了一本，年末拿到书一看，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严家炎先生的《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等三篇批评文章。严先生对柳青成功塑造梁三老汉形象的好评，我自然很是佩服，可是他批评柳青在梁生宝形象塑造上的“失误”，却让年轻的我很不以为然，甚至感到“很受伤”，因而很同情柳青的反批评文章《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直到1986年我做了严先生的学生，有一次聊天，听他说起柳青的激烈反应原是出于误会——柳青误以为严先生后面有“大人物”如周扬等人的“背景”、其文章可能是按周扬派的“授意”来向他发难的，后来知道严先生只是一个直抒己见的青年学者，并无什么背景，柳青也就释然了。 九十年代以后，不时看到一些学者用时髦的政治正确和艺术正确观点“重评”这部小说，宣判它在政治上的“失误”和艺术上的“落后”，我很是惊讶和纳闷，没想到文学批评已先进到如此应时当令的地步。新世纪之初，有一次撰文讨论现当代小说中的新旧文化情结问题，不免想到《创业史》里的相关内容。于是重读一遍，仍深为感动，毫不怀疑它的真善美，所以在那篇并非专论《创业史》的文章里，情不自禁地发了这样一段不合时宜的议论—— 以柳青的《创业史》为例，这部曾让少年时代的我极为倾心的巨著，如今我仍对它所表达的创业激情仍深感敬重，不过那不是我在这里所要探讨的问题，在此想到它是因为该书有两类小细节让我铭感至今。一是蛤蟆滩互助合作的领头人梁生宝对其“落后”的继父梁三老汉始终不渝的孝道——听到乡长批评继父落后，梁生宝激动地声明：“谁说俺爹的坏话，我心里疼嘛。……我经常对俺爹态度好。”秋收后，第一次有了余粮和余钱的梁生宝坚持旁的什么都不忙，首要的是给一辈子都没有穿过全套新棉衣的继父圆了这个新梦。一是幼年的梁生宝好强怜弱的德性和临财不苟的骨气——他给一个富农看果园，有一次主家不在，梁生宝出于同情，自作主张卖给一个过路的病人几个桃子，待主家回来后，他说明情由，一毫不苟地把钱如数交给主家。作者柳青用激赏的笔调写道，前一行为让梁三老汉“感动得落泪了。人活在世上最贵重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人的尊严嘛!”后一行为则使富农主家惊叹道：“啊呀!这小子!你长大做啥呀？”尽管柳青以为这些言行只表明梁生宝自小“学好”——“学做旧式的好人”，而他则立意要把梁生宝塑造成一个“新式的好人”。但理念上的分辨显然未能压抑情感上的共鸣，所以柳青还是不由自主地把他笔下的梁生宝写成了“新式的好人”和“旧式的好人”的综合。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式的好人”梁生宝不也是“旧式的好人”梁生宝的继续和扩大么？因此人们尽管可以事后诸葛亮般地断言他必然失败，但那又何损于好人梁生宝呢？如果我们今天重评《创业史》这类小说，而只满足于从政治行情上贬斥它，那除了表明我们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已势利到根本不配评论这样的小说之外，恐怕再说明不了什么。① 这段话里的感慨议论，乃是针对时人过于功利地追随时代变革做翻案文章，一刀切地否定五十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热情反映当年这一重大制度创新的文学作品《创业史》而发。只是当日文章另有论题，这点感慨议论也就未及详说。略觉欣慰的是，我的这点感慨议论所暗含的再反思，似乎还是被此后的学界注意到了——新世纪以来再论《创业史》的文章有不少都引用了上述这段话，近来学界对《创业史》的评价渐多同情与肯定，这是很可喜的进展。 最近再读《创业史》，我的感动丝毫不减当年，并且不无新的体会。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风水谈很流行，可是也别忘了“此一时彼一时也”的古训，所以“今是而昨非”的趋时批评亦未必中肯。而回顾八九十年代对《创业史》的重评，都依据新时期的农村政策来否定五十年代互助合作的合理性，从而断言《创业史》的“生活故事”缺乏真实性，但这些否定论者几乎无人能全然否定《创业史》的艺术成就。看得出来，新时期批评家今是而昨非的判断仍沿袭了过去的政治批评习惯，意在表现自己的先进入时，并无诚意深究作品的实际也无心追究自己的艺术感受。其实，很难设想一部作品所描写的“生活故事”纯属虚假，而其艺术表现却可以给人真善美之感——如此与内容完全无关的艺术成功是可能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