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署名“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鲁迅”这个伟大的名字从此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上。鲁迅借《狂人日记》所发出的“呐喊”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让我们重温这部文学经典，回溯这位“狂人”所走过的漫长曲折但堪称伟大的道路—— 从周树人到鲁迅 1918年4月的一天，周树人完成了他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题目定为《狂人日记》。手稿交给《新青年》杂志发表之前，他第一次署上了“鲁迅”这个笔名。 写这篇小说那年，鲁迅37岁，已经走到人生的中途，无论经历还是心态，他都不是单纯的毛头小伙儿了。 事实上，因为家道中落和父亲早亡，鲁迅的童年结束得远比同龄人早得多。他“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他从比自己高出一倍的当铺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和他一样高的药店柜台上去买药……就这样在无望的努力中，最终无奈地送走了病床上的父亲。穷与病，固然是生活给予少年周树人的最初打击，但更深入灵魂并伴其一生的，是这段经历所带来的精神上的黑影，这黑影，终生啃啮着他的内心，却也催迫他脚不停步，一直找寻着走出这片阴翳的道路。 这黑影，来自“世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是“这途中”所见的“世人的真面目”，造成了少年周树人敏感、倔强、自尊、多疑的性格，也造成了他善良、同情、推己及人、反躬内省的处世思维。他一生心地温软又嫉恶如仇，他一面洞悉“世人的真面目”，看透各种伪善嘴脸下的“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他也一直深切关爱着那些与他同样受过侮蔑的弱小者，直到晚年，他仍在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也正因为“这途中”的遭遇，让鲁迅看到了比穷与病更糟也更难战胜的，是心理上的疾息和精神上的顽症。后来作为文学家的他，固然也在笔下叙写贫病交加的底层人民的惨状，但更让他愿意花费笔墨和心血的，一直都是透视他们的灵魂，剖析他们的精神。 37岁之前的周树人，“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从绍兴到南京，从仙台到东京，学过水师、路矿和西医，“异地”去了多处，“异路”也试着走了多条，最终走到了文学的路上。他自己后来说：“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那个曾经美满的医学梦是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破灭的。因为在那异国的课堂上，他碰巧看到一个有关日俄战争的新闻幻灯片，里面出现了他“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课堂上的周树人深受震动。除了作为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之外，被刺激的应该还有他那份少年时代的特殊记忆，那些“世人的真面目”的暗影此时一定又笼住了他的内心。麻木的神情、冷酷的内心、势利的嘴脸，对弱者的欺凌、对强权的卑怯、对血腥的恶嗜、对暴行的漠然……凡此种种，都从个人的创伤记忆扩大为对更广大的人群和现实的忧患。于是他想通了一件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弃医从文的周树人25岁，那是一段短暂的青春。呼朋唤友提倡文艺的他，有过几天血气方刚、心怀理想的日子，但很快就在现实面前得到了教训。“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寂寞的人做寂寞的事。从1912年起，刚过而立之年的周树人就寓居在北京城南的绍兴会馆里。过早进入中年的他，就在这座古城中的古屋里，抄些自己也觉得“没有什么用”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他的生命就这样“暗暗的消去了”。直到1918年。 从1917年9月30日中秋节的这一晚开始，周树人的日记里开始出现“钱玄同来”的记录。到这年年底，有案可查的“钱玄同来”有4次，而12月23日的记录略有特别，专门记为“晚钱玄同来谈”。一字之别，写日记的人在这个“谈”字里应是着意刻下了对某些特殊话题的记忆。 1918年年初开始，“钱玄同来”得更勤了，2月来了4趟，3月来了3趟，且从“晚”来变成了“夜”访，多半都不是顺路坐坐，而应是有话要说、有事要议的。 不知在哪一次“来”或“谈”的时候，钱玄同提议周树人“可以做点文章”。周树人后来说：“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 已经在寂寞的苦汁中浸泡多年的中年周树人深深懂得“新青年”的寂寞。他对于再次“叫喊于生人中”感到有些犹豫，但对方的乐观和热情又难免会打动他原本“做过许多梦”的内心。他其实一直是这样一个人：理智上清醒冷静，感情的深处却常有炽烈的燃烧；内心绝望的同时，却也隐隐期待着热力与行动的拯救。他最好的朋友许寿裳就曾用“冷藏情热”四个字来形容和总结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