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中国人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考古活动始于1926年，此前关于考古学的思考多在书斋之中，对于域外的考古学还处于学习阶段。鲁迅对于这门新兴的学问是十分看重的，在教育部期间搜集了诸多考古学资料，对于日本、德国的相关研究一直有浓厚的兴趣。不过，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因了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选择，他的理念和西洋考古学者在对中国古文化的判断上颇多相左之处。而中国文人与考古学的关系中形成的遗老气，也引起鲁迅的警觉。这就产生了一种多重的话语盘绕，一是对于域外考古学的科学性的关注，肯定那些研究的拓展性的思路，二是对于某些中国学人借考古热而复古的批判。另一方面，在史学界疑古派兴起的时候，并不以疑古派的是非为是非，史学界借助考古学的科学理念而忽略人文性的幼稚病，是被其多次诟病的。直到30年代，鲁迅与史学界的若即若离的关系，折射出新文化建设者各自思路的复杂性。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鲁迅在公开言论里对于疑古派有一种不满的声音，而自己藏书和学术研究则借鉴了同代人许多研究成果。他对于史学队伍里的人的微词，与新生的考古学无关，而是不满于那些论述中的某些匆忙的判断。对于罗振玉、顾颉刚的某些言行，他看出旧文人的积习。而对于徐旭生、李济等人的劳作，则有另一种眼光。他其实很欣赏以新的方法考证古人的生活，了解文化的逻辑延伸过程。只有看到这两面的存在，我们对于鲁迅与历史学、考古学的关系才会形成一种立体的感觉。 鲁迅眼里的考古学边界很广，既有传统的石刻整理、版本研究的因素，也含有受域外影响的田野调查的内容，其概念类似于今天的文化遗产研究。他自幼涉猎金石，青年时代开始搜集整理乡邦文献，所藏历代碑碣、造像、墓志等拓本5100多种、6000余张①。1912年以后，他尤其留意新的出土文献，对于王国维、罗振玉的学术著作颇多兴趣。后来他周围的朋友对于新史料挖掘有不少的贡献，陈师曾、胡适都与考古学活动有所互动。鲁迅自己的研究停留在文学与艺术层面，尚无历史学研究的冲动，即便进入这个领域，自娱自乐的成分也可窥见一二。在致许寿裳的信中称自己的金石之趣有点游戏之味，“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②。这些爱好藏于知识结构的深处，一般人读他的文字，不太易见到此点。 当他偶尔介入出土文物的搜藏整理的时候，其看法与同代人往往不同。那时候顾颉刚的史学研究影响很大，鲁迅的研究不过枝节性的存在，并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以为自己的研究不能够算是正宗的考古，故认为自己属于“学匪派”的思考。“学匪”是“现代评论派”一些人对鲁迅、周作人这些《语丝》同人的微词，周作人曾欣然接受这个称号，以有别于绅士阶层。鲁迅属于这一派的一员，故有自嘲的意味③。这种态度有一种叙述的策略，但背后的苦衷也非常人明了。那时候他与“现代评论派”多有冲突，而对手多为疑古派学术研究的支持者。鲁迅认为他与那些学者并非同路之人，故不愿意用相似的思路讨论历史问题。而疑古派的主观主义研究脱离实物的印证，都是他不满意的地方。在他看来，中国史学界如果不能从实物出发讨论问题，总还是可疑的时候居多。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文章里时常以讥讽的口吻面对史学界的得意之人，以自己的学识和那些文人雅士开一点玩笑。这符合鲁迅的一贯风格，也看出其尼采式的智慧。1933年发表《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一文，显示出他迥异于学界的另一种思路。此文所用资料多为出土文献，但论证却带文学家的戏谑和幽默，求真之外，有讽刺与感怀，诗意和史德的因素涌动于字里行间，与钱玄同、顾颉刚讨论历史问题的话语不同，文章带有浓厚的人文兴趣。比如谈及女子缠足的历史究竟有多久，人们看法不一，鲁迅从唐代绘画，和晋唐古坟里发掘出的泥人判断女子缠足是唐以后的事情，不过，他在论述此话题时也小心翼翼，举例说汉代就存在“利犀”，尖脚的现象也不是没有。女子缠足是一个极端的现象，但儒家的文化不是反对极端的行为么？鲁迅由此感到孔子提倡中庸，其实是“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④。文章谈及孔子，非从史学层面宏大的叙事，而是从字里行间窥见言语背后复杂的存在，倘只从字面上理解古人，可能大谬的地方甚多，这里的知人论世的才华便显现出来。鲁迅在文章里感叹人们知今不知古，那是对于风俗、地理、气候不太了解的缘故。文章说孔子有胃病，乃阅读古书的新解，属于主观的印象，未必科学。笔触行至此，本应结束此文，鲁迅笔锋一转，遂道：“以上的推定，虽然简略，却都是‘读书得间’的成功。但若急于近功，妄加猜测，即很容易陷于‘多疑’的谬误。”⑤所以，在考证古人生活的时候，大胆的假设与求证固然重要，也应对自己的思路保持警惕，必须意识到方法的有限性。他以当时的几个社会现象为例，指出随便的推测也是危险的。这种极为清醒的陈述，也消解了自己的某些的前定的语义。 鲁迅对于自己的考证与论述的自嘲性的表述，也有杂文家的幽默于此。“‘盖虽学匪派考古学’，亦当不离于‘学’，而以‘考古’为限的。”⑥这里与一般史学家境界不同，和域外的考古学家的趣味亦远，借助考古的概念对历史文化进行另类的思考，其艺术家的感觉和思想家的情怀也自然渗透出来。他在文中不屑于以考古学家的姿态谈古论今，因为考古者多以物为中心，借物而说史。鲁迅则以人的生命感觉叙述以往的陈迹，脚、头发、胃，且多牵涉肉身的痛感。30年代的史学家讲概念与史料者多，背后的人的生命意识难有提及。鲁迅也关心那些史学研究的内涵，但内心萦绕的却是生命价值。所谓“学匪派考古学”，即一种建立在史实基础上的野性思考，其中包括史学与诗学的多种元素。在星星点点的历史旧迹里窥见人的命运，这是文学家的鲁迅最关心的话题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