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初盛期诗歌界对“个人化写作”的强调以及“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论争，新世纪中国大陆诗坛不事喧哗却又汹涌澎湃的一大浪潮可以说是非“地理”书写莫属。在笔者看来，这一转变既是全球化时代大陆高速推进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化运动的直接后果，印证了美国社会学家马歇尔·伯曼关于现代性作为一种主体面对危机世界所产生的危机体验的观点，同时它也能够在美国华裔人文地理学大师段义孚的地方—空间思想框架中得到有效阐释。在本文中，笔者即以近些年来非常活跃的云南诗人雷平阳和湖北武汉的“象形”诗群等为例证，通过对其意涵丰富复杂的“诗学地理”的考察和辨析，探讨地理因素在新世纪大陆诗歌写作中的美学作用与人文意义，进而揭示这一诗歌现象背后所具有的特殊历史语境以及时代巨变在当代中国诗人心理和情感上引起的剧烈反应，论证当代中国人所特有的现代审美体验。 如果说“个人化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中年写作”和“叙事性”等曾经是1990年代大陆诗歌的关键词的话，“地方性”“地域写作”“诗歌地理”甚至“地方主义”等诗歌概念已经成为2000年以来大陆诗歌流变的核心要素。在这样一股强劲的诗歌脉动中，诗人及其写作与地理的关系受到空前重视，地理因素在诗歌写作中的占比异常增高——特定地域的空间区位、地形地貌、植物、水文、气候等自然地理因素和生活于其间的民众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命运遭际、语言形态以及情感方式等人文地理因素，既为诗人们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与灵感，又使其在心理与情感上获得强大的诗学动力，同时也成为诗人形塑自我风格独特性的有效手段与策略；除此之外，因地缘亲近而结成的诗歌团体在各地纷纷涌现，不少文学刊物频频采取以地域范围进行组稿和划分版面的策略，以“×省”“×市”“×地”等地域标记命名诗歌出版物、推出诗人作品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对于新世纪之初大陆诗歌这种偏向地理因素的重大变化，著名评论家耿占春率先做出反应：自2004年开始，连续发表《诗歌的个人地理学—阅读当代诗歌之二》等论文①，以崭新的视角对西藏、新疆、河南等地一些诗歌写作中的“地理学的因素”进行解读，从而极大地启发了大陆诗歌界；安徽的《诗歌月刊》(下半月)于2006年8月隆重推出的“诗歌地理特大号”专刊，湖北的《新文学评论》自2013年6月开始持续刊发的“地方性诗歌研究专辑”(李少君主持)，均可看作是对耿占春文章的呼应；而诗人柏桦所撰《论江南的诗歌风水及夜航七人》③更是名动一时，其以“风水”这种古老的玄术术语勾画当代中国诗歌约三十年的发展变化，虽然也被认为是带有“一元论的文学地理学主张”④，但因其视角的新颖所带来的精当论述却引起了广泛的瞩目和叹赏。 不过，由于和相关的现代地理学理论方法比较隔膜，大陆诗歌批评界对于“诗歌地理”等概念的运用显得比较随意散漫，望文生义的也不在少数，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结合马歇尔·伯曼的现代性理论，以人文地理学的视野与观点对2000年以来大陆诗歌实践的“地理转向”进行定位、阐释，是进行历史化研究的一个比较切实而必要的基础性工作。 在笔者看来，新世纪之初中国大陆诗歌的“地理转向”典型地体现在云南诗人雷平阳的写作上。在大陆诗坛，虽然标榜自己地域经验的诗人并不少，但真正能够在全球化的现代性语境中将“地理”因素提升为一种个人诗学和人文立场，并引发诗歌界内外广泛关注的，却非雷平阳莫属。之所以如此，首要原因即在于雷平阳对于云南“地方”的“狭隘、偏执”的书写，几乎到了以诗歌的语言重造一个“文学的云南”的极限，云南地方的历史名物及其风土人情在其诗歌中出现的密集度之高是前所未有的；另外一个原因，则在于雷平阳的大多数诗文集直接以“云南”作为书名的中心词，刻意强调自己的云南“地方”身份⑤，不仅使得“云南形象”成为雷平阳及其诗歌独立于诗坛的辨识度最高的风格标记，令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湘西世界”之于沈从文、“老北平”之于老舍的意义，而更为重要的是，雷平阳与主流观念背道而驰的反思性诗歌实践难道不是在提醒愈来愈被西方主流现代化模式裹挟着要变为“城市人”的中国人，乡土的生活、情感与文化是否真的那么不堪和无用？这实在是关涉到人类未来命运的大问题。 自1989年第一次在《诗刊》上发表《蝴蝶泉》开始，雷平阳数十年来对于其故乡云南地理人文的书写可谓是情有独钟、一以贯之⑥。2000年之后，雷平阳诗歌写作的这种独特性日渐受到文学界重视⑦。2003年11月，《诗刊》在“第19届青春诗会专号”中以“雷平阳的诗”为题集中发表了《亲人》《背着母亲上高山》和《小学校》等八首抒情短诗，除了浓烈的云南地方气息外，其中排在第一首的《亲人》不啻是雷平阳抛向诗坛的一篇简明扼要的新世纪诗学宣言，当他以“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这样近乎偏执、决绝的语气声明自己的情感偏向时，几乎等于是将大陆诗歌界1990年代以后诗学中潜滋暗长的“地理转向”做出了果断宣示，而随后其所引发的如潮好评，则表明雷平阳不仅为自己，似乎也为海子热潮过后各行其是的大陆诗坛重新找到了“方向感”⑧。2004年4月，在《诗刊》主办的第二届华文青年诗人奖的座谈会上，一度对当代诗歌发展表示过悲观的著名诗评家谢冕这时却兴奋地坦言，雷平阳等三位获奖者“就是二十一世纪给我们带来的诗歌的希望”⑨；而另一位诗评家李少君也认为这三位获奖者给危机之中的新诗带来了新的希冀，并且强调了三位青年诗人“都生活在边缘地区”这一个共同的地理特点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