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时代主要是历史的时代。我们的一切思想、一切问题和对于问题的答复，我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从历史土壤中，在历史土壤上发展起来的。人类早已经历过坚信无疑的时代；也许，人类会进入比他们以前经历过的更加坚信不疑的时代；可是，我们的时代，是认识、哲学精神、思考、“反省”的时代。问题——这便是我们时代最主要的东西。 ——别林斯基 衡量一部作品是否有“史诗”的价值和意义，历史的内涵固然十分重要，然而，作品所辐射出来的当下现实意义也是其“史诗性”意义的一项重要的指标。 在文学史的长河之中，有许多作品在它们刚刚问世的时候，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其原因是各种各样的，有些是缘于时代思潮的局限；有些是缘于历史审美的局限；有些则是缘于不可测的政治因素所制约。然而，一俟作品与时间拉开了距离，当我们再去回眸这些作品时，那种惊鸿一瞥的感觉便油然而生。《白鹿原》就是属于这样的作品，如今，拭去历史的尘埃，我们重新审视它的时候，许多新的发现就会彻底颠覆我们从前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 毋庸置疑，直到今天，对长篇小说《白鹿原》的评价仍然是贬褒不一的，但是，就我个人对其二十多年的阅读史而言，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白鹿原》是可以称为史诗性的著作的。任何一个时代如果没有史诗性的长篇小说产生，它就不能说拥有伟大的作品，那么，这个时代则是一个文学的悲哀时代。而更加悲哀的是，我们的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尤其是像我当年这样草率判断的评论者)都忽略了一部完全可以彪炳史册的巨著《白鹿原》，或者说是低估了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种轻忽当然就是对优秀作品的亵渎，同时也是造成文学史失重的滥觞。像《白鹿原》这样的作品一定是要在共和国文学史上立专章来评析的，因为它的分量远远超越了当代许许多多的作家作品，成了20世纪末长篇小说的一座里程碑，只因当时如我之辈，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 尤其值得我反思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便开始试图对“五四”以来的中国乡土小说进行全面的梳理，并总结出乡土小说的“三画”(风俗画、风景画和风情画)特征。但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白鹿原》的出版，许多评论家以此为契机，呼唤着中国文学的“史诗性”作品的诞生。但是，因为当时我受着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悲观地认为：随着商品文化时代的到来，一切“流派”和“史诗”都将消亡，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如今，当我在观看电视剧《白鹿原》时，将原著找来重读，觉得自己二十多年前的论断无疑是阻碍了文学史发展进程的妄言，重新发现《白鹿原》的“史诗性”价值，应该提到文学史的议题上来——它必须建立在严酷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的基础之上。殊不知，作家作品解析只有在文学史的河流里不断地被重识、重释、修正和重构，才能获得更有深度的历史真实与美学价值。像《白鹿原》这样可以被不断重识和重释的作品，才有可能成为具有恒久生命力的入史作品。 二十四年前我在《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乡土小说的多元与无序格局》，试图从文学史的角度来分析一些作品寻觅“史诗”情结的破灭，其中举证最多的作品就是《白鹿原》，自以为：“在现代文学史中，我们的作家、批评家、文学史家力图在乡土小说这一创作领域内寻觅恢宏壮丽‘史诗’的希冀已经成为泡影。在本世纪的最后几年里，中国文学里的‘史诗’和‘大家’意识无疑正在被创作的多元与困惑所消解和替代，而创作的多元与困惑却推动着小说艺术的发展。因而，本文试图通过这种多元与困惑的描述来窥探乡土小说创作的走势，以期发现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转型时的小说艺术变化。”①也许，那时下此结论时，被20世纪90年代汹涌澎湃的消费文化思潮表象所迷惑，认为随着农耕文明的崩溃，多元社会的格局，尤其是后现代文明的提前到来，必将彻底扫荡一切濒死的农耕文明，千百年来的封建文化没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讨伐中灭亡，却会在后现代商品文化的“铁皮鼓”中消亡。它成为我后来提出“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同时并置在中国文化的地理版图上”②重要理论的依据之一，预言中国文化将走进一个充满着悖论的历史阶段，暗自庆幸“史诗性”作品的历史性坠落。 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乡土社会在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挤压下，其物质景观层面上已经使得农耕文明分崩离析、面目全非、溃不成军，农业社会走进了现代文明与后现代文明的交会处。但是，回望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中国农村乡土社会，其隐在的乡土文明并没有消逝，甚至走进了城市。单就乡村统治秩序来说，我们还能望见那种熟悉的封建乡土宗法社会的思想面影，即便是处于一种即将消亡的状态之中，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扭曲的身躯中看到现实世界的倒影，令人叹为观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白鹿原》就是一面历史的镜子，烛照反射出了当代社会的种种文化幻象。历史学家的客观陈述，却不能替代文学家把这一历史景观留在形象的画面当中，让历史告诉现在，同时也指向未来——农耕文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将伴随着现代文明和后现代文明悄声无息地植入我们的文化生活之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白鹿原》作为一部具有史诗意义的文学教科书是有其特殊的文学和文化意义的。 谁也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后，当《白鹿原》被拍成电视剧后，竟然会风靡全国，人们从旧时代的乡土生活影像画面中找到的是一种对远去的传统文明的“深刻眷恋”，还是一种对消费文化的逆反的精神慰藉呢？抑或是那种对超越阶级的传统乡绅文化的政治怀想，而成为当下对传统儒学的另一种文化阐释与宣泄？这都或许成为触发我们思考当下面临解体的乡土社会以及认识乡土文学的一簇思想火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