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8)04-0098-10 一、上海《亦报》场域的形成 民国时期，庞杂的小报随行就市，以愉悦大众读者为导向，是旧中国市民阅读的主要媒介，也是半殖民地中国的都市地域文化符号之一。1949年5月27日，中共解放军攻占大上海。一个与过去彻底决裂的全新社会、全新文化即将开启。五光十色的上海滩小报在一夜间成为明日黄花。 不过，仅仅一个多月以后，经新政权授权，新的私营小报《大报》(7月7日)和《亦报》(7月25日)相继创刊。《大报》的社长为冯亦代，总编辑陈蝶衣。龚之方担任《亦报》社长，唐云旌任总编辑。他们多为民国时期上海知名小报报人、通俗文艺作家。这两家新面世的小报具有相当的自由度，其主要任务不是直露的时政宣导，而是把一批因政权更迭被边缘化的南北旧文人聚合在一起，为他们提供发表作品、开设专栏的版面。内容以文史掌故、街头巷尾、社会见闻为主，无需紧跟新中国初创期的主流文学意识形态。知名执笔人有郑逸梅、柳絮、张慧剑、潘勤孟、徐淦、韩菁菁、陶亢德等，而作品数量最大的还是文学名宿、沦陷区争议文人周作人、张爱玲和梅娘三人。 在新中国初创期的文化生活中，此举的意义非同寻常。 在流通(文化传承)的层面上，两家小报为旧上海小报文化留下了一个渗入新中国的缝隙，顾及到涵养有年的市民阅读习惯，或多或少体现出新中国初期的一种多元、包容的姿态。 在创作主体的层面上，这些“有历史问题”的特约撰稿人在新社会仍然能够有所作为，或可促使他们缩短认识和认同新政权的时间。稿酬的收入也实实在在地缓解了作家因文化生产方式、个人际遇的骤变而产生的生存压力，①有利于新旧政权过渡期旧文人群体的稳定。 作为新社会的“留用”人员、共产党的“统战”对象，他们大多或主动或被动地采取匿名写作策略。半个世纪之后，随着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史料发掘逐步触及到“《亦报》场域”的作者、编者。初步梳理表明，他们在主流之外隐身参与了易代之际的新中国当代文学的重构。 本文界定的“《亦报》场域”以《大报》《亦报》两家民办小报为中心。它们的命运与跌宕起伏的中国特色道路探索同步。随着意识形态管控的收紧，以及文化体制一元化步伐的加速，《大报》于1952年3月并入《亦报》。到11月20日，仅存的小报《亦报》亦终刊，资深编辑人员转入私营《新民报·晚刊》，使这一主要面向市民的文化、文学副刊得到加强。新民报社也很快于1953年1月改制为“公私合营”，纳入官方体制，严格意义上的民资实体小报至此寿终正寝。不过，由于《亦报》原核心编创人员依旧在场，小报的传统或多或少仍在副刊延续。此外，作为新中国的一个窗口，沪港双城间的密切关联在冷战时期一直没有中断，香港《大公报》在编者、作者、稿件诸方面与《亦报》《新民报·晚刊》多有交集。因此，本文也将《大公报》纳入《亦报》场域。 “沦陷区三家”周作人、张爱玲和梅娘是《亦报》场域中最活跃的现代文学作家，留下了大量作品，其中的梅娘坚守的时间最长。②在“反右”的高潮期和收网阶段，上海《新民报·晚刊》于1958年4月1日更名为《新民晚报》。几乎同时，梅娘在北京成为“右派分子”加“反革命分子”双料罪犯被收监劳改。统战意义上的《亦报》场域彻底退出中国当代文学舞台。 《亦报》场域存续八年，为初创期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和新中国文学话语的转变过程，提供了另一个类别的生产方式和文学文本。将其纳入当代文学史，或可有助于复现“十七年”文学的复调走向，呈现其还未被学界充分认识的“十七年”文学前半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二、“沦陷区三家”的出场及创作情况 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全新的社会制度和政权系统，需要统一的思想。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要部门，党和政府把文艺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之上。 不过，与制度机构、物质生产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相比，文学艺术领域的改造要繁难复杂得多。毛泽东为几乎与共和国同时诞生的《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问世”。“好作品”除了有严格的政治标准外，还有形式方面的要求：为劳动大众所喜闻乐见。除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外，也受到受众文化教养状况的制约：1949年，识字教育的普及率很低，就连北京这样的文化古城，文盲人口也高达百分之八十。因此，通俗易懂也就成了大众解放/解放大众迫在眉睫的要求。 1951年岁末，为了使作家、艺术家尽快适应新社会的政治要求和审美标准，各地文艺界陆续开展整风学习。以北京为例，有近一千三百人参加了整风学习，1952年7月14日结束，据称成效显著，初步划清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的界限，并对文艺机构、团体和刊物进行了整顿。 不过，要求民国期作家在文学文本创作的层面上立即转向、转型，并非易事。即使是来自解放区的作家，也需要一个适应和调整的过程。而后的政治运动显示，一些解放区作家同样成为文艺批判和整肃的对象。来自国统区的成名作家，大多未能写出可以与他们在民国时期的文学成就相媲美的作品。比如沈从文，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和理智的利弊权衡之后，选择停止文学创作，转向民俗文化、历史博物学研究。包括沦陷区作家在内的部分旧文人，他们在新中国的境遇与国统区、特别是解放区作家截然不同，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 在这种境况下，“沦陷区三家”周作人、张爱玲、梅娘却出现在《亦报》场域，发表了数量可观的作品。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特例。三家的真名实姓为新中国新文坛所不容，只能匿名，以至于直到1980年代以后，他们才陆续被“发现”。其中最晚的是梅娘，最近一两年才开始有较为系统的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