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15，K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8)02-0140-11 在中国的人物传记中，有两点一般要写到，即传主的出生和死亡，通常关于出生的描写只有在传主降生充满了吉祥和奇特之异象时才会有，而死亡则必须写到。死亡如何表述往往关联撰者的立场和感情寄托，这就不仅仅是简单的事实陈述问题，更涉及“历史真实”的文本表达。对此进行追问和考察，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文本中的“真实性”和“文学性”，以及不同历史书写的意义和价值。本文即以历史文本中对明代名臣解缙之死的书写差异为例，通过对其书写中“内在规则和美学特征”①的追问，考察和理解这些生死描写的意义和价值，并具体分析有关历史真相、历史叙述与历史文本书写的相关问题，探讨历史书写中的文学修辞，亦即文学因素何以进入到历史文本之中。 一、解缙之死的真相考察 关于解缙之死的记载，可以归纳为六种表述。第一种只是平静地叙述死亡事实，仅以一“卒”字带过，如曾棨《内阁学士春雨解先生行状》：“乙未正月卒于北京，享年四十有七。”②曾棨应该知道解缙死亡缘由，显然他是出于政治原因不能说，甚至于其入狱因由亦略而不言。第二种说其死于狱中，《明太宗实录》：“永乐九年六月交趾布政司右参议解缙有罪，征下狱。……后数岁皆瘐死。”③明人多持此说，高岱：“逮死狱中。”④郑晓：“十三年正月，公卒狱中。”⑤李贽：“遂征下狱，三年，死狱中，死年四十七。”⑥黄光升：“乙未十三春正月，解缙卒狱中。”⑦郡志也采此说，如罗大纮《吉郡志名臣传》：“汉王乘隙谮之，遂征下狱。后三年，死狱中，年四十七。”⑧第三种说其病死狱中，杨士奇：“征下狱，后三年，以病死狱中。”⑨许相卿：“高煦又诬谮之，征下狱。三年，病死狱中。”⑩唐鹤征：“下诏狱，十三年正月缙卒狱中。”(11)其文末“卒不免抑郁以死”的评说，算是对“卒狱中”的细节补充，也可理解为病死。第四种说暴毙狱中，如郑晓：“乙未永乐十三年春正月，解缙暴卒。”(12)薛应旂：“乙未十三年春正月庚子朔，解缙暴卒于锦衣卫狱。”(13)张鍂：“乙未十三年春正月解缙暴卒于狱。”(14)涂山亦云“暴卒”。(15)“暴卒”是一种委婉说法，其实是在暗示解缙的非正常死亡。第五种说是纪纲揣测上意沃酒雪埋而死。王世贞：“上大怒，征下狱，三载，命狱吏沃大绅以烧酒，埋雪中死。”(16)对此他还做过考订：“考之野史乃锦衣帅纪纲上囚籍，上见公姓名，而怒曰：‘缙犹不死耶?’纲退而与缙对泣，沃以烧酒，埋雪中立死。此语近是。”(17)这个说法后来被广泛接受，如焦竑：“逮赴诏狱，庾死雪中”，“上大怒，征下狱。三载，命狱吏沃以烧酒埋雪中死”。(18)徐渭诗即云：“袁安卧苦僵犹得，解缙尸埋醉可怜。万事岂俱埋得尽，有时终露髑髅冤。”(19)清人也多从此说，如夏燮：“是月，前交趾参议解缙死于狱。时锦衣卫纪纲上囚藉，上见缙姓名，曰：‘缙犹在耶?’纲遂希指，醉缙酒，埋积雪中立死，年四十七。”(20)或言坐雪中死，尹守衡：“乙未锦衣帅上囚籍，上见缙名，问帅曰：‘解缙犹未死耶?’帅退与缙对泣，醉之酒，坐雪中卒。”(21)查继佐：“永乐十三年，锦衣上囚籍，上见缙名，曰：‘锦衣犹有解缙乎?’锦衣帅遂饮缙酒，为泣下，缙解意，大醉，坐雪中暴卒。”(22)为何要用醉酒的方式处死解缙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张萱所记“解缙性不嗜酒”，(23)以及上述“埋雪中立死”来看，这样容易造成解缙的迅速死亡。第六种说是汉王朱高煦致其死，如何乔远：“后三年，汉庶人使人从狱中苦缙，以雪瘗缙，竟死雪中。”(24)尹直：“竟下狱以死，固非朝廷之意，实汉庶人之所为也。”(25)意谓解缙之死为朱高煦所谮造成。 在以上诸种传记中，曾棨对解缙之死写得最为含混，按常理曾棨不应写出这种毫无生意、情感的文章，据沈周《解学士不私》所记：“解学士缙尝有诗寄曾子启，曾尚未第，诗末句云：‘寄语龙潭曾子启，明年好竖状元坊。’次年开科，解主试，取曾为榜首，有以解诗奏诘其有私。朝廷复试出《梅花禁体诗》一百首，曾随长短句，信笔而就，其圣旨称云：‘真天才也’，奏者以诬被罪。”(26)有此知遇之恩，曾棨却写出这样的文章，实在是有失厚道。于此，亦可见他在政治高压下设法自保，完全抹掉了任何真实的自我情感，仅以俗套应付成文。杨士奇《墓碣铭》将解缙之死描述为病死于狱，显然减轻了致其死者的责任。杨文写于解缙葬后二十二年，为仁宗元年。仁宗甫登基即命赦免解缙妻子：“(永乐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丁巳，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天下，……诏止西番，取宝船，赦解缙妻子还乡，官其子祯期为中书舍人。”(27)据李贤《天顺日录》载：“文庙初甚宠爱解缙之才，置之翰林，缙豪杰敢直言。文庙欲征交阯，缙谓自古羁縻之国通正朔，时宾贡而已，若得地不可以为郡县，不听，卒平之，为郡邑。仁庙居东宫时，文庙甚不喜，而宠汉府，汉遂恃宠而有觊觎之心。缙谓不宜过宠，致有异志，文庙遂怒，谓离间骨肉，缙由此二谏得罪。”(28)解缙之死有保护仁宗之因素，仁宗对解缙当是十分感激：“太子即位为仁宗，出缙所疏十人，示杨士奇曰：‘人言缙狂而实不狂。’”然而仁宗即位后仅赦缙妻子还乡，直到正统元年，才“尽还其所没产”。(29)杨士奇为解缙撰写墓碣，对其死因含糊言之，或因仁宗初登基，此时政治敏感而不可直言其死，但就私人感情而言，杨士奇则当言之。据黄景昉的记载：“一说杨东里初仕石城学官，失印，避寓武昌，后归。解大绅适得所作，奇之，求与相见，杨固自匿，以解为本道御史，且奉勅许实封奏闻故也。解竟奏保之为更令名，除吉安府学教授，以有审理之擢，卒与同升。解没，杨待其家稍薄，文字中绝无道及。或疑有隙末恨。”(30)有此大恩，而在解缙死后“绝无道及”，写墓碣又含糊不清，“或疑有隙末恨”的猜测不无道理。明清以来，修史多以墓志为据，清王之绩引明代胡秋宇之言曰：“近世史家修列传多据渠家墓志，笔削成篇，然志往往纪载溢美，拟类非伦，而史必因之，百世之下，传信不刊，谁则证者?”(31)上引诸史谓解缙卒、死狱中，当皆据曾棨《行状》、杨士奇《墓碣铭》而来。故一略百略，语焉不详。第四种说法明确了解缙的非正常死亡，算是比前几种说法进了一步，但仍没有提供死亡细节。第六种说法又似乎过于玄妙，虽然成祖有改立朱高煦之意，但朱高煦不大可能会直接管涉锦衣卫事。第五种说法王世贞认为“此语近是”，但却没有提供进一步的材料来源，不过此说却为后世史家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