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前所谓的儒、佛、道三教融合基本上是三教各成体系，立足本教以融通外教，充实、发展本教学说，扩大本教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三教尚处于兼而未融的状态①。入宋以后，儒、佛、道三教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出于生存、发展的共同需要而相互融摄、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在思想层面上开始了深层的、广泛的、有机的融合，逐渐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体，佛、道为辅翼的“三教合一”的思想文化格局②。宋代士人在“三教合一”思想文化背景下对三教核心义理(特别是其人生哲学)的兼摄、融会，使其处世心态有着不同于前代的表现。正如论者所言：“中国的文化思想，至两宋而三教合一，共融于心性义理，与此相应，中国诗人的人生旨趣，至宋人也同样臻于精熟状态，参儒家与佛老而互用，兼此岸与彼岸而通融，既是入世者的超脱情怀，又是出世者的随物悲喜。”③三教人生哲学的融通互用，可以帮助士人在通达与穷愁之间自由转换心境，平衡心理，更为圆通、机变地应对各种环境和人事。特别是在迁谪时期，他们能积极吸纳佛、道思想中利于精神超越、利于生存需要的合理因素，在谪居时保持一种比较稳定、平和、旷达、不走极端的心态，随遇而安，平稳度过这段人生的低谷期。本文即通过与中唐韩愈、白居易的比较，论述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士人对三教人生哲学的融摄所形成的顺适无闷的迁谪心态。 一、韩愈与白居易：中唐迁谪心态的两种范型 在唐代，诸如冒犯皇帝或忤旨、违犯朝廷礼仪和礼俗、党争失利、职务连坐、违反行政法规、行政过失、职务犯罪等，都可能被降职贬官。但这只是对唐代贬官制度的简单归类，在实际执行中，因为权力斗争等因素的影响，情况又往往十分复杂④。唐代贬谪文化有一个显著特点，即被贬官员中文人极多，因而融入谪臣身世之感的贬谪作品也极多。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了解这些被贬文人的谪居生活和迁谪心态。由于中唐是宋型文化的发生阶段，而白居易的谪居心态又对宋代士人影响至深，因此在论述宋代士人迁谪心态之前，我们先结合文学文本的解读来分析中唐以韩愈和白居易为代表的两种带有范型性的迁谪心态。 韩愈一生两次遭贬。贞元十九年(803)，因上书言关中天旱人饥，触怒权要，被贬为阳山(今属广东)令。“朝为青云士，暮作白首囚”(《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⑤。韩愈一生志在兼济，积极仕进，突如其来的打击，令他无所适从，悲抑难当。这年冬天，韩愈离开长安往贬所。时值隆冬腊月，行期紧迫，苦不堪言。经行汨罗江畔，韩愈有感而作《湘中》诗，借凭吊屈原而伤悼自我。到阳山后，韩愈往往借诗歌发抒自己的谪居苦闷，如《君子法天运》：“君子法天运，四时可前知。小人惟所遇，寒暑不可期。利害有常势，取舍无定姿。焉能使我心，皎皎远忧疑。”在发泄郁闷的同时，也怨恨小人构陷致使自己远贬阳山。不过，此次贬谪并没有对韩愈造成巨大的心理伤害，因为此时他才三十六岁，正值旺年，一则身体强健，二则还有复起的希望。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一年多后，韩愈即徙掾江陵，元和元年(806)六月还京任权知国子博士。后任知制诰，迁中书舍人，擢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韩愈因反对宪宗拜迎佛骨而被贬为潮州刺史。先前被贬阳山令是因为得罪了权要，而这次被贬则是触怒了龙颜，虽经裴度、崔群等极力开解，宪宗怒犹不减，谓“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旧唐书》卷一六○《韩愈传》)。所以，这次左迁潮州对韩愈的打击更大，苦闷之情更为浓烈。是年正月，韩愈又一次在严寒季节踏上贬途。对于这次左迁，韩愈自料已无复起之日，甚至难有生还之理，行至蓝关遇侄孙韩湘，感而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有云：“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这种可能被贬死穷荒的心理暗示一直缠扰、折磨着韩愈：“不知四罪地，岂有再起辰?”(《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其四)“仰视北斗高，不知路所归。”(《宿曾江口示侄孙湘二首》其一)“嗟我亦拙谋，致身落荆蛮。茫然无所诣，无路何能还?”(同上其二) 潮州较之阳山，更为偏僻荒凉，韩愈还未到贬所，心中的恐惧已难以自抑：“不觉离家已五千，仍将衰病入泷船。潮阳未到吾能说，海气昏昏水拍天。”(《题临泷寺》)这种恐惧感随着离贬所越来越近而越发强烈，并进而转化为一种担心能否生还的死亡情绪：“潮州……于汉为南海之揭阳，厉毒所聚，惧不得脱死，过庙而祷之。”(《黄陵庙碑》)⑥到达贬所后，这种恐惧感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得到消解，而是愈发难以自抑。在《潮州刺史谢上表》中，极言此地的恶劣环境。这里地处偏远，有飓风，有滔天波浪，有鳄鱼，有毒雾，有瘴气，对自己的身体危害极大，加上自己的罪臣身份，忧愁恐惧，才五十岁便已经发白齿落，从而担心自己活不了多久。逐臣的身份，荒恶的环境，老大的年龄，多病的身体，已让韩愈的心理几近崩溃。在《履霜操》中，他以尹吉甫之子伯奇无罪而为后母所逐一事为喻，痛心疾首地呼号：“父兮儿寒，母兮儿饥。儿罪当笞，逐儿何为?儿在中野，以宿以处。四无人声，谁与儿语?儿寒何衣?儿饥何食?儿行于野，履霜以足。母生众儿，有母怜之；独无母怜，儿宁不悲!”诗中的“弃儿”不就是被逐蛮荒的“谪臣”吗?巨大的隐忧，已令韩愈呼天号地，难以自处!这种乞怜之态虽然赢得了宪宗皇帝的好感与宽宥⑦，却招致了以气节道义自许的宋人的诟病。如欧阳修就批评道：“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⑧张舜民云：“韩退之潮阳之行，齿发衰矣，不若少时之志壮也，故以封禅之说迎宪宗。又曰：‘自今请改事陛下。’观此言伤哉!丈夫之操，始非不坚，誓于金石，凌于雪霜。既而怵于死生，顾于妻孥，罕不回心低首，求免一时之难者，退之是也。退之非求富贵者也，畏死尔。”⑨俞文豹亦云：“韩文公《佛骨表》，慷慨激烈，不以死生祸福动其心。及潮阳之行，涨海冥濛，炎风掺扰，向来豪勇之气，销铄殆尽。其谢表中夸述圣德，披述艰辛，真有凄惨可怜之状。”⑩金代王若虚曾就韩愈与欧阳修、苏轼予以比较云：“韩退之不善处穷，哀号之语，见于文字，世多讥之。然此亦人之至情，未足深怪。至潮州谢表，以东封之事迎宪宗，是则罪之大者矣。封禅，忠臣之所讳也。退之不忍须臾之穷，遂为此谀悦之计，高自称誉其铺张歌诵之能而不少让，盖冀幸上之一动，则可怜之态不得不至于此。其不及欧、苏远矣。”(11)元代袁桷也曾就韩愈与苏轼的“谢表”予以比较云：“昌黎公《潮州谢表》，识者谓不免有哀矜悔艾之意。坡翁《黄州谢表》，悔而不屈，哀而不怨，过于昌黎多矣。”(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