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散文是一个兼具文章与儒学意义的经典系统。其中,北宋六家所代表的学术体系与逐渐发展为儒学主流的理学思想同属“宋学”中的重要成分,但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明人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中认为八家散文“不敢遽谓尽得古六艺之旨”,且认同朱熹对苏轼散文“不脱纵横气习”的批判①;清人沈德潜在其编选《唐宋八大家古文》的叙文中也将八家散文与周、程、张、朱等“宋五子”文章的差异描述为“春华”和“秋实”的区别②。这一认识也影响了后世的文学批评史观念,相当多的当代文学史家认为理学家对唐宋古文总体持负面态度③。 然而,若对相关文献作进一步梳理,即可发现理学思想所囊括的内容中也包含了与唐宋古文相通的学术要素,以朱子学为代表的理学主流也对唐宋八家散文的经典化有正面的推动。近年来,一些文学史家已重视并论及这一问题④。在由宋室南迁至蒙元灭宋的1127-1279年间,理学思想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北宋六家散文在这一文化背景的影响和作用下被建构为文学经典的系统。本文试图对这一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做更为细致、动态的历史还原,即深入考察在这一时期里,理学思想家中具体的哪些人、在怎样的文化动因和文化行为中将以欧苏为核心的北宋六家散文确立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学经典。 法国文艺理论家、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将文学研究中的“场域”定义为作品所涉及或作者所身处的“社会空间的结构”,这些结构构成了作家写作、作品生成的“引导机制”,而学术性的社会结构属于“知识场”。针对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布尔迪厄强调场域因素的作用,认为“对存在于过去作品中的特定成果的实践支配构成了进入生产场的条件,这些成果被负责保存和颂扬的整个专家团体、艺术史家、文学史家、注释者、分析家、批评家记录、规范化和确立为经典”⑤。 场域理论的视角可被运用于北宋六家散文经典化研究的探索实践中。这一经典化进程的社会机制,也可被理解为由理学士大夫所组成、从属的学术社群及其各种文化活动所共同形成的“知识场”。因此,对这一经典系统生成机制的研究,可基本等同为对这一知识场域的阐释和剖析。 一、知识场域的界定:经典化推动者的文化身份 北宋六家散文的经典化,既包含六家中单独各家的经典化,也包括在各种文章选本和文学史述中由多家并称所形成的各“系统”的经典化,它们都具有各自的推动主体。本文将通过下面的表格,胪列这些推动者的地域籍贯、社会身份、学术脉络,在此基础上界定他们所从属的知识场域。 下表中总共列举了二十一位1127-1279年间与北宋六家散文经典化进程密切相关的推动者。由表可知,除宋高宗、宋孝宗两位帝王外,其余十九位都具有理学的知识背景,十六位都在《宋元学案》的史述中拥有位置。另外,孝宗皇帝对苏轼散文的推崇,也与精英阶层弘扬理学的文化风气相关。可以说,“理学型士大夫”的学术追求与文化互动构成了北宋六家散文经典化的基本知识场域。
若对表中所列人物的地域籍贯、学案归属做进一步分析,则可发现其中浙江籍士人最多,含王十朋、吕祖谦、陈亮、郎晔、叶适、楼昉、王柏、黄震八位。这当中,吕祖谦、陈亮、叶适、王柏、黄震都形成了以其本人为核心的学术体系;楼昉系吕祖谦的弟子;郎晔虽未被列入任何学案,但他及其宗师张九成也都出自浙江。此外,杨万里与王十朋同出张浚门下的“赵张诸儒学案”,且与吕祖谦、陈亮多有交集。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四家散文的经典化,以及由“欧苏”“欧曾”和六家并称所形成的各种经典系统,都是在上述浙江学者的共同、持续推动下得以实现。其中,吕祖谦的作用最为突出,他本人从属于多个“学案”,对苏氏父子散文的经典化和“三苏”“欧苏”及六家整体的经典化都有效用,其弟子楼昉编撰的精选性文章选本《崇古文诀》也与此密切相关。在“理学型士大夫”的总体场域中,上述浙江籍学者构成了推动北宋六家散文经典化的第一个“知识场”。 此外,由上表可知,朱熹对北宋六家散文经典化的作用也颇为明显。他本人推动了曾巩散文地位的提升,以及“欧曾”并称这一经典体系的确立。并且,朱熹与周必大、吕祖谦等人围绕欧阳修、苏轼散文的地位和评价问题都有过深入的讨论⑥;他对如何认识王安石文章、学术的历史影响,也与陆九渊存在共识⑦。总体而言,朱熹重视对欧苏为代表的北宋散文的研读,但在评价时多持保留的观点与贬抑的态度。然而,朱熹的后学弟子却对北宋六家散文整体的经典化有直接的推动,陈淳、真德秀、汤汉、王柏、黄震、吴澄、郝经的学术脉络都可溯至朱熹,而《续文章正宗》等选本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因此,由“朱学”传承所形成的朱门后学体系构成了推动北宋六家散文经典化的第二个“知识场”。与“浙学”的场域相比,朱门后学的“知识场”包含了更为广阔的时空范围,但二者间也具有明显的交集——王柏、黄震的学术都属于“浙学”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