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发生在北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的那桩著名的“东坡乌台诗案”，学界虽已有不少研究①，然今日重勘此案，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认识。以苏轼这样的大文学家而遭受如此严酷的文字狱，历来论者多为其鸣不平。然而，平心而论，在这些被作为苏轼讽刺新法证据的诗歌中，虽有些确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以此加罪东坡，不免冤屈，但其中多数作品意在讽谏却也是事实，而且苏轼自己对此也并不讳言。哲宗元祐三年(1088)，苏轼回忆起此事，曾说道：“昔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勅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乃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诽谤，臣遂得罪。然犹有近似者，以讽谏为诽谤也。”②意思很明白，他是在相关政见未得到朝廷重视的情况下，才又创作诗文，用比兴寄托的方式来讽谏朝政，希望能得到皇帝关注。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认为他诽谤朝政，并以此追究罪责，虽然是把“讽谏”诬蔑为“诽谤”，“然犹有近似者”。如果要全面考察“东坡乌台诗案”的话，苏轼本人的话实不应忽略。 “吾穷本坐诗”：“东坡乌台诗案”新勘 东坡“乌台诗案”的始末大致清楚，然有些细节还需略作辨析和补充。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轼考取进士，嘉祐六年(1061)，又通过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的考试，授官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通判。在进入仕途的最初几年中，苏轼还是很顺利的。然而从熙宁二年(1069)始，情况有所变化。宋神宗继位后任用王安石为相，主持变法革新。苏轼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要求外任，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地任通判和知州。他每到一处，都十分关心百姓疾苦，多方兴利除弊，希望有所作为。而他既能体察民情，对王安石变法实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就看得比较清楚。像涉嫌朝廷放贷的青苗法、两浙路严苛的食盐专卖法、鼓励人告密的手实法等，苏轼都极为反感，于是便形诸吟咏，对新法实行过程中出现的弊端进行批评和讽谏。 最先把苏轼作诗讽刺新法举报给朝廷的，是他的朋友沈括。熙宁六年(1073)，沈括以检正中书刑房公事的身份到浙江巡查新法实行的情况，看到苏轼的诗稿，认为涉嫌诽谤朝政，便随手拈出上呈神宗。这就为苏轼后来的被捕遭查，埋下了祸根。③沈括曾笑话杜甫写古柏的诗句“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④，可见他是不太懂诗的。所以，沈括的意见并未特别受重视。 元丰二年(1079)七月，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迎合神宗之意，接连上章弹劾苏轼。弹劾的导火索是他们对苏轼四月上任湖州知州时上表中的两句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⑤极不满意。认为苏轼是攻击朝政，反对新法。个中最刺痛神宗和新党一派神经的，是“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的话。“愚不适时”是不满新政。宋神宗即位后最大的新政就是变法，苏轼现在却以旧党自居，把自己放到了与其对立的位置上，神宗自然不悦。而“难以追陪新进”，又与在位的朝廷大臣构成了尖锐的对立。自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用王安石推行新法，到元丰二年，时间已过去了十年，反对者虽非苏轼一人，但像他这样，始终反对新法、与新派对立而且还忍不住要说的，并不多见。⑥这让神宗及新派人物都大为恼火。故李定等人认为要严加惩处，加之李定等人为政作风原就近于严酷。于是，一场政治厄难的发生势在难免了。⑦ 党争的色彩导致了事件处理的偏激，也影响了后来的整个审查过程。他们抓住苏轼的一些诗文，大作文章，断章取义，无限上纲，说他反对新政，对抗朝廷，于皇帝不恭不敬，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一位才华横溢、坦诚正直、积极有为、享誉朝野的士大夫，竟然因为作诗而要被杀害，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难以令人接受。以言治罪，既不符合儒家传统诗教，也不符合宋朝以仁义治天下的祖宗家法，更不符合人之常情常理。所以，在苏轼被捕同时，朝野上下的一些敢言之士站出来为苏轼说话的不在少数，其中既有范镇、张方平这些旧党中的人士，也有像吴充、王安礼、章惇等新党人物，已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出来替东坡说情，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⑧太皇太后曹氏也建议神宗放了苏轼。几经周折，苏轼终以“谤讪朝政及中外臣僚”之罪结案，降两官，贬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以戴罪之身，即日押出国门。其他凡与东坡有诗文往来者，也受到不同的处分。闹得沸沸扬扬的“乌台诗案”，到此了结。 然而，对“乌台诗案”中所涉的作品究应如何认识，却历来论说纷纭。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些作品中是否有讥讽，而在于怎样看待这种讥讽，即是“讽谏”还是“诽谤”?好在作品俱在，善、恶之间，不难辨别。细味其诗，若是植根客观现实，出于对国家社稷的前途与命运的忧心，自是讽谏；若出于个人或少数人的私利，罔顾事实，则难免诽谤。东坡属于前者。 “坐观不救亦何心”：《乌台诗案》所反映的对百姓疾苦的同情 东坡因作诗系狱冤枉不冤枉呢?确有被冤枉的一面。 熙宁五年(1072)，苏轼在杭州作过两首咏桧诗，即《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第二首写道：“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⑨此诗《乌台诗案》未录，然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记载：“东坡在御史狱。狱吏问曰：‘根到九泉云云，有无讥讽?’答曰：‘王安石诗：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此龙是也。狱吏为之一笑。”后来东坡被贬黄州，仍有人用这句诗来诬陷他。王巩《闻见近录》载：“王和甫尝言，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禹玉辄曰：‘轼尝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蛰龙乎?’(略)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⑩连宋神宗都不以为然的事，居然仍有大臣把它作为东坡对皇帝不敬的把柄，岂不冤枉。 熙宁六年八月，苏轼在杭州观潮，写了一组绝句，其中第四首写道：“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11)诗后有东坡的自注：“是时新有旨禁弄潮。”因为当时屡有邀一时之名，或贪图奖赏的年轻人因弄潮而淹死的事情发生，所以皇帝有旨禁止弄潮。苏轼的这后两句诗正是为此而发的。然舒亶却说这两句是讽刺农田水利法的。传说农田水利法实行之后，便有人向王安石建议，梁山水泊，方圆数百里，若能将泊中水放掉，便可得良田数千亩。安石问，哪里能容得下这么多水呢。刘贡父说，此事容易，只需在梁山泊之旁开凿一个同样大小的水池即可。安石大笑。(12)这当然是讽刺王安石的。舒亶大约是联想到了此事，于是认为苏轼的诗也是讽刺新法的，这也是冤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