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国家教委引导全国高校进行较大规模的共建、合并，在教育界内部和社会上引起了不小反响。 50年代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已变动多次。在总体上，一直未能根本改变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各自封闭发展、分割式的办学格局和思维方式，造成了普通高校院系重复设置、大而全、小而全、数量多、条件差、师生比低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的提高。 1993年初，《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下称《纲要》）发布后，高教管理体制改革注重走内涵发展的路子，被称为新中国“第二次院校调整”的逐步展开，所涉及的范围和工作量大大超过了1952年的那一次。其基本思路是，以共建、合作、合并等联合办学为主要形式，由部门和地方“条块分割”转变为“条块有机结合”；减少学校数量，调整布局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扩大学校投资渠道和服务面向，逐步建立起布局结构合理、学科门类较全，规模效益好、教育质量高、适应社会需要的综合性、多科性、单科性并举的高等教育体系。争取到2000年或稍长一点时间，逐步建立起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的高教管理体制。 在报道这项改革取得的显著效果后，通过分析已有的突破性进展，探讨下一步该如何深化调整，推动“并校”与“共建”健康发展，是本刊这组专题报道的侧重点。 关注这一次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人们都注意到，力度空前的调整，是从淡化和改变高校单一的隶属关系切入的。 据国家教委主要负责这项改革的计划建设司司长纪宝成介绍，国家教委首先于1993年积极促成了与广东省政府共建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接着在1994年底召开的全国高教体制改革座谈会上及时总结经验，规范地提出了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共建、若干所高校联合或合并、中央部委所属高校划转地方政府管理、企业或研究所参与高校办学等形式，并从1995年初开始陆续在广东省、上海市、江苏省、机械部进行全方位的改革试点，以深入探索这项改革的有效机制和形式。 到1996年底，全国已有25个省级政府和42个中央部委不同程度地进行了这方面的改革试验，70多所中央部委高校实现了省、部共建， 200多所高校实现了联合办学，8所高校由中央部委划转地方，1700 多家大中型企业和科研单位参与了170多所高校的办学。尤其是在140多所高校参与的“并校”过程中，出现了崭新的扬州大学、南昌大学等一批实质性合并比较成功的典型。尽管它们的办学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毕竟为我国组建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创造了宝贵的经验。 迄今，通过合并、共建等改革形式，全国的普通高校数量从1080所减至1032所，校均生规模从1901人增至2927人，师生比从1∶6.63 变为1∶9.6。从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改革的实际效果看，上海市的调整力度最大，效果也最为明显：全市原先隶属于不同中央部门和地方部门管理的51所高校净减至39所，占全国净减高校数的20%；“婆婆”从33个减至25个，而同期的校均生规模则从2600人增至3900人，增幅达50%。 一个受到李岚清副总理称道的“同济模式” 1996年暑期，两所高校成建制地并入了同济大学。一夜之间，上海城建学院成了同济的南校区，上海建材学院则成了同济的武陵路校区。于是，就有了张双武的一篇采访手记——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同济大学人事处处长徐麟生这样说，城建学院和建材学院本来就有较深的渊源。城建学院是“大跃进”时从同济分出去的，隶属于上海市建委；建材学院原为同济分校，后隶属于国家建材局。同济大学90%以上的专业可以涵盖它们。 “麻烦”恰恰出在了这涵盖上。同济大学在土木建筑学科领域历来属“全国规模最大、学科最齐的高校”，而城建学院所培养的又是“面向设计和施工第一线的应用复合型人才”。因而，在分吃上海建筑设计市场这块“蛋糕”上，过去的同济人难免有自卑感。 对于这种自卑感，新上任的同济大学规划与设计研究总院常务副院长李永盛解释道：“在设计项目招标方面，同济大学作为甲级设计单位，在上海以外地区的中标率一向很高。但在上海的中标率就不如城建学院。因为城建学院是上海的‘孩子’，所以面对上海的项目，同济人一听说有城建人来投标就让开，不介入。” 一堵有形的围墙，就这样人为地隔开了两个市场。不合理的资源配置，还在两校间酝酿出日深的积怨。而在一堵围墙内，情形也未见有多好。 李永盛副院长介绍， 原同济大学具备设计资质的大小设计单位共18家，分别挂靠在18个不同的院、系或部门。有时外面发生一些工程事故投诉到学校，校长也不知是哪家承接设计的。管理的失控，往往给一些打着“同济”旗号的非同济人肆意扰乱市场以可乘之机。原城建学院和建材学院的设计院虽没出过什么纰漏，却由于学校规模小，年复一年也只是自给自足般度日。 投标和中标，还仅仅是个局部利益的分配问题。深层次的问题，则在于体制上长期的条块分割，使各归其主的高校越办越小，其多数已毫无规模效益可言。国外一所高校都是几万人，我们则平均只有2000多人，且许多专业重复设置，教师、图书资料、实验室及教学设备间相互很少联系。各校都要养活一大拨后勤人员，规模效益低。对这种绝非上海独有的诸多“小而全”高校“粗放式”办学模式所造成的教育资源浪费，张双武接着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