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研究与现代大学 曾任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的奈森·普西教授1963年在其《学者时代》一书中，对现代大学的特征与职能作了这样一个界定：“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有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换言之，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的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1〕普西所说的“传递深奥的知识”， 其实是指高等学校最基本、最主要、最初始的职能，即人才培养；而“分析批判现有的知识”与“探索新的学问领域”，则指高等学校的另一个重要职能——科学研究。中世纪欧洲大学诞生以后的数百年中，大学仅仅是传授知识、造就人才的场所。一直到18世纪末，人们探索新的知识领域的重要活动，大多仍在大学校园之外进行。19世纪初以柏林大学为典型的德国，高举起“通过研究进行教学”、“教学与科研统一”的旗帜，将科学研究视为大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大学在继续保存人类文明、传递知识、培养人才的同时，肩负起探求真理、发展科学文化的重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比较教育学家菲利浦·G ·阿特巴赫认为，19世纪的德国“用现代的方式重建了大学”。 将近两个世纪过去了，现代大学，尤其是那些学术力量雄厚、能够授予博士学位的“研究型大学”或者说“顶尖大学”，已经将科学研究视为自己理所当然的职责。因为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是培养高层次的科技人才不可或缺的途径与手段。另一方面，由于高等学校，特别是那些“研究型大学”或“顶尖大学”，是人才、智力、信息密集而且多学科综合的“知识高原”，它们所拥有的得天独厚的环境与资源，十分有利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综合、交叉、延伸与创新，尤其有利于基础研究与高科技研究的发展。因此，现代大学在国家的科学发展、技术进步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把集中力量办好一批大学并使他们在科学研究与技术进步中起先导、基地作用，作为提高综合国力和世界竞争能力的重要战略措施。由于大学和国家两方面的共同努力，现代大学的科学研究有了极其明显的发展和提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代科技领域取得的重大进展，几乎都与大学有关。一个有力的例证是，那些诺贝尔化学奖、物理奖、生物与医学奖，以及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大多是大学的教授或兼职人员，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曾在大学攻读了不下十个春秋，他们的科学素养在大学形成，学术生涯从大学起步。 二、中国大学的科学研究现状 1949年以前，由于国家政治混乱，积弱积贫，中国的高等学校很少从事科学研究。即使少数高校有一些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也因经费、条件的限制而举步维艰。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建立了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中国科学院系统，高等学校的科研职能在50—60年代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直到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和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之后，高等学校从事科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才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 尽管起步甚迟，但中国高校科学研究的发展却颇为迅速。80年代中期，中国高教界围绕邓小平关于重点高校要办成“两个中心”的观点，展开过一场“教学与科研孰轻孰重”、“如何理解重点大学要办成教育与科研两个中心”等问题的全国范围的大讨论。时至今日，人们的认识渐趋一致，“科学研究”（或者说“发展科学”）应当与“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一起，成为现代大学的三个主要职能，重点大学应当“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2〕，这些， 都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改革开放近20年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技发展中大显身手，显示出多方面的优势、强大的实力和不可估量的潜能，业已成为中国科技事业名副其实的重要方面军。从下列一些数据中，不难了解当代中国高校科技工作的进展。 1、高校科研队伍明显壮大。1978年，全国仅有150余所高校承担主管部门下达的科研任务，从事科技活动的教师约10万人。1995年，全国普通高校已有800余所程度不同地开展了科技活动， 其中从事理工农医领域科技活动的人员达60.1万（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占87.2%，有52.4万人），折合全时研究与发展人员14.0万人；从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科研活动人员达19.7万人，折合全时研究与发展人员近3万人。 此外，高校还有硕士、博士研究生17.4万人。 2、高校科研机构和科研基地建设取得进展。 根据国家统计局1995年的统计，高校的科学研究所有2300多个。从1984年起，国家先后在高校投入2.5亿元人民币和9000万美元的世界银行贷款，择优建设了10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占全国重点实验总数的三分之二。一些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还在高校建了一批部门开放实验室和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八五”期间，国家计委、国家科委投资在高校已建和在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9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8个。此外， 国家教委“七五”后期确定的417个国家重点学科点的教学科研条件也有所改善。据专家评估， 一部分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的装备已达到国际80年代中期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