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办学效益和教育质量，是面向21世纪的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当前我国正在开展的高校联合办学，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但它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本文认为，有必要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跳出高等教育的圈子，实行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实质性联合，使教科联合与高校联合互为补充，以更好地提高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益和教育质量。 一 90年代初期兴起的高校联合办学，其目的在于：改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因条块分割的高教管理体制造成的高校及系科专业重复设置、规模过小的局面，提高高等教育的规模效益；改变因过分专业化、单科性院校过多导致的学科氛围不佳，学生知识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提高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质量。虽然联合办学的改革尚处于初始阶段，目前也只是停留在体制改革的层面，尚未能有效地影响高等学校的教学过程，但从总的趋势来看，改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但是，应该看到，这一改革的范围基本上是限于高等教育领域内部，主要是在直接投入高等教育领域的资源上做文章。我们认为，光靠这种联合办学，提高办学的规模效益和改善学科氛围，还不能完全解决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短缺和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的问题。 效益不高与资源不足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要满足迅猛发展的社会经济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和民众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还必须有较大的发展。这不仅是指总体规模应适度扩大，更主要地是指培养质量要有较大的提高。而无论是招生规模的扩大，还是师资水平的提高，课程体系的改造，设施装备的更新，没有相应的资源投入作为基础，将是十分困难的。虽然我国已建立了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但起支撑作用的办学条件和物质基础却相当薄弱。长期以来，资源的严重匮乏极大地制约着我国高等学校办学水平的提高。而且，高等教育的规模效益是有限的。超过了它所允许的最大限度，就会出现规模不经济现象。并不是说学校规模越大，学科越综合，办学效益就越高。〔1〕今后， 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短缺与高等教育需求不断增长的矛盾将会越来越突出。 教学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核心。各项体制的改革必须为深化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服务。无疑，联合办学有助于高校系科专业的综合化和多样化，为培养复合型人才，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其对社会经济和人才市场需求的适应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要培养大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创造性思维，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创造性人才，过去的经验证明，不改革“纯粹”、“封闭”的教学过程，不将科研引入教学过程，不走出大学校门是难以奏效的。要培养面向21世纪的新型人才，需要我们大胆地改革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 只在高等教育内部挖掘资源潜力的改革思路的局限性，在方兴未艾的“211工程”建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211工程”的目标指向是：经过10年或更长一点时间的努力，使相当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点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和管理等方面处于国内先进水平，并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其中若干所高等学校和部分重点学科点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未雨绸缪，立足于下个世纪国际科技、经济竞争需要的重大战略举措。但是，勃勃雄心和良好愿望掩盖不了严峻现实。我们既应充分肯定我国不少重点高校在师资队伍、管理水平和设施装备等方面已具备了较好的基础和条件，同时更应清醒地看到它们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存在的巨大差距。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在世界一流或著名大学必备的基本办学条件中，以下两方面的条件，仅靠高等教育自身的调整与改革在短期内是很难达到的。 一是缺乏大批高水平的教师，特别是一批大师级的知名学者。要培养出类拔萃的人才，最重要的是要有高水平的教师。世界一流大学，必定是一流专家学者的聚集中心。例如，在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所有的教师都拥有博士学位，教授占60—70%，其中有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90位美国科学院院士，93位美国工程院院士；英国剑桥大学的发展史，是和牛顿、卢瑟福、汤姆森、狄拉克、特里威廉、克里克以及沃森等闪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在其现任教师中，仍有7 名诺贝尔奖得主和数百名英国皇家学会会员。〔2 〕在世界著名学府阵容强大的教师队伍面前，我国重点高校的师资状况就相形见绌了。当然，各重点高校为进入“211工程”，纷纷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 如大力培养和破格选拔中青年学术带头人；通过合并或从其它高校引进等办法增加著名专家学者的人数等。但高水平教师的成长是个相当长的过程，急于求成无异于拔苗助长；大师级的学者更难说是能通过什么“工程”、“计划”在短期内“制造”出来的。顶尖级大学的师资力量尚且如此，通过高校联合来改变教师状况就只能是杯水车薪了。 二是缺乏先进的科研设施和充足的经费投入，以及承担高水平科研项目的机会。将科学研究引入教学过程之中，通过高精尖的科研攻关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已成为现代高等学校提高学术水平和教育质量的关键。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没有先进的科研设施和雄厚的经费投入，就不可能从事高精尖的科学研究；而不从事重大的科学研究，就根本无法进入学科领域发展的前沿，取得突破性的科研成就，培养出杰出的人才。历史事实证明，世界一流大学都是教育和科研两个中心。它们拥有充足的科研经费，科研机构的名气往往与大学的声誉并驾齐驱。例如，一提起卡文迪许实验室，人们就会想起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的同步辐射实验室拥有长达2英里的直线加速器，造价高达1.14亿美元； 而康乃尔大学的植物学研究机构拥有的占地3000英亩的植物园，简直就是座自然和园艺资源的活博物馆。〔3〕它们更承担了大量高水平的、 富有挑战性的科研课题，在取得开创性成就的同时，也培养了大批杰出的人才。据统计，在迄今为止足以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的重大科研成果中，有70%诞生于世界一流大学。而在本世纪以来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中出现了6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与世界著名大学相比，我国重点高校在科研方面的差距就更为悬殊。比如，由于缺乏先进的仪器设备，很多复杂的科学实验无法进行，富有创意的思想因无法验证而只能停留在假说、猜想阶段；由于经费不足，课题投入的人力、经费强度太低，科研往往只能是浅尝辄止，不能深入下去，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大量的是由于缺少承担高精尖项目的机会，不少教师和科研人员只好搞些“短平快”的应用、开发性课题，科研档次太低；加上教学与科研不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使教学过程中的科研含量不足，质量不高，因而难以通过严格的科研训练，真正达到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造性思维的目的。特别是由于很多导师缺少高水平的课题，不少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从事理论研究的往往是闭门造车或简单重复别人的研究；进行应用研究的只能是解决低水平的实际问题。科研条件的严重短缺，极大地制约了我国高校，尤其是重点大学学术水平的提高；缺乏严格而充分的科研训练，可说是我国高等学校难以培养出“帅才”、“大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