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水平取决于生产力水平。当世界出现第五次生产力发展高峰时,人类跨入了科学技术时代。回想本世纪初,科学、技术、生产三者相互作用的关系是按“生产→技术→科学”的顺序发展的,而当代却出现了“科学→技术→生产”的逆转。这是高科技时代的一大特征,它表现在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上,对于发达国家或地区,这个贡献率已由本世纪初的5~20%迅速增长到60~80%。伴随着现代生产力要素中科技含量的剧增,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革命均离不开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只有靠教育,于是,“科教兴国”也就成为我国跨世纪战略的必然选择。在今天,新旧世纪交替的时候,了解、分析一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推进“科学→技术→生产”的进程中,在尽早实现科技与经济一体化发展上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不是探讨未来,而是基于“八五”期间广东省经济增长的动因,引发出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些思考。 一、经济高投入、高增长,但科技含量不高。 先看表1、表2、表3:(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年鉴1996》) 由表1、表2、表3我们不难看到以下几个事实: 表1
表2
表3
(1)投资大幅度上升。“八五”期间广东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累计达7590.97亿元,相当于“七五”的4.9倍,也是建国以来投资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五年。占全国投资总额的比重由1990年的8.4%上升到1995年的12.4%,可谓“高投入”的一个五年。 (2)“八五”期间反映国民经济总量的主要指标GDP按当年价平均增长29.6%;若按可比价则为19.0%,是建国以来广东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五年”,这个速度要比全国同期高7.3个百分点。按绝对数计,1995年GDP达到5381.72亿元,继续保持全国领先[①]。GDP占全国的比重在1990年为7.9%,而1995年上升到9.3%。 (3)“八五”期间广东省经济实力与地位继续上升。(表3)可以说,“八五”期间广东经济表现出“高投入、高增长”的特征。要分析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因不是三言两语的事,它涉及到广东的体制上的优势、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改革先行一步形成的实力优势等等,本文只想就经济发展的内动力做点探讨。 人们知道,一国或一地区经济增长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资本形成,二是资本运用。资本可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形式。物质资本是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它的形成有两个主要来源:储蓄和吸引。在这两方面广东具有明显优势。“八五”期间银行存款余额的年均递增率高达30.8%,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年均递增35.7%,大大超过19.7%的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②]。在利用外资方面规模也迅速扩大。“八五”期间累计利用外资406亿美元,比“七五”增长3.3倍[③],年均递增43.0%。广东1995年利用外资占全国的26.6%,超过四分之一。这一切构成了“资本形成”的巨大优势,使得“八五”的“高投入”成为可能。至于资本的运用,分低效益与高效益。效益的评价是个多指标的问题,这里试从两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注意到1990年广东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全国的比重为8.4%,大于GDP所占7.9%的比重;1995年更拉大了差距,投资占12.4%,而GDP只占9.3%。于是看到“八五”期间广东每百元投资所带来的产值份额未达到全国水平。其次从投入要素弹性分析角度看,“八五”期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增长率高达145.38%,而GDP的平均增长率为29.6%(表1),于是投资增长率关于产出(GDP)的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4.91,远大过1。按经济增长方式的判别标准[④],“八五”的经济增长为典型的外延式、粗放式,虽然从整体上尚不能做出资本运用的效益是高还是低的简单结论,但由上分析至少可以关注到两点: 1.广东的资金投入产出比高于全国平均数(即每百元产出需要的投入量)。 2.高投入中属于提高科技含量的不多。事实上,“八五”期间属于提高科技含量的技术更新改造方面的投资占总投资额的比重是:1991年为15.7%,1994年为10.8%,而“1995年8月份起已出现负增长,比重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⑤]。这大大限制了对材料价格上涨的消化能力,妨碍了产品的更新换代,于是降低了“广货”的市场竞争力。须知发达国家用于更新改造的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例高达60%以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对科技的投资不足,技术含量本来就不高的广东八大支柱产业的创新率也就不可能高,致使效益下降、亏损面上升。仅全省国有独立核算企业的亏损面已由1991年的25.9%上升到1995年的39.0%[⑥]。在1991年全省平均的产出投入比为3.86∶1,而1995年为2.22∶1,下降幅度为42.4%(指每百元投入带来的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