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民主化是近现代世界性的政治发展趋向，与经济市场化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车之两轮。而作为这一历史车轮的动力，则是现代科学技术，更确切地说是掌握、应用和创造现代科学技术的现代人。高等教育是培养掌握、应用和创造现代科学文化人才的活动，它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关系相当密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的同步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制约和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发展一样，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进程同样制约和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而高等教育的发展，本身具有促进政治民主化的内在功能。 一、经济的市场化召唤着政治的民主化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活动是向着生产力不断发展，交换范围逐渐扩大的社会化、全球化方向发展，尽管生产和交换活动曾经伴随着若干不平等的掠夺性因素，然而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平等交换的市场化进程是在不断地发展和扩大，不断地成为现代化的支柱。而生产力发展，生活及生产中的交换关系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来加以保证。 政治的最初含义，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指管理或治理国家，其中带有相当的强制性的统治关系，国家施行的法律法令，无疑是政治的重要内容。而这作为体现国家政治重要内容的法律法令，其原始的根本属性，有学者论证其并非“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是“生产、分配和交换规则的反映”[①]。可见，社会发展中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马克思主义把政治和一定社会的人的生产活动方式联系起来，指出人们在生产活动中所构成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为经济基础，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包括法律、政治及社会意识形式。他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②]列宁进一步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③]。这就可见，经济和政治在社会发展中的互相倚靠的“两轮”关系的架构。 传统的政治是以专制为其特征的，在西方中世纪，政治和神权的专制严重地压抑了经济的发展，政治尤其是神权的强化压抑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导致了作为社会成员个体自主力量的萎缩，经济发展陷于停滞。以卢梭为代表的一大批思想家的启蒙运动，及文艺复兴运动所强调的人文精神，促进了法朗西大革命，推动了人权运动，导致了最初的民主政制刍型的诞生，自然科学在人获得解放的基础上获得了发展，使社会生产力也获得巨大进步，以生产和交换的扩展作为经济近代化的发端。 有学者指出：“政治的现代化简言之就是一个摈除专制制度，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的过程。”“其主要任务就是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建立新政治结构和政治制度，保障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利益。”[④]社会不断发展，人类生产和交换等经济活动逐渐社会化和扩展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获得了相当程度的独立发展，市场化的等价交换的原则成了天经地义；这种市场化的进程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社会血缘、地缘、权力、门第、种族、宗教等的差别。经济上首先实现了自由平等。这种经济的近代化也导引促进了政治的近代化。由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变革了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导致了传统专制政治的无法适应，故政治也只有两条出路：一是以其专制手段和权力我行我素，不予变革，这样就自然地压抑了社会大多数成员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利益，而可能被社会经济等势力自然推翻、更替而最终导致变革。另一是为保障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利益，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寻求建立能够与商品自由生产和交换的相对自由平等的经济制度相适应的相对自由平等的政治制度，政治变革由此而自然产生。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社会经济不断市场化，社会政治不断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成为人类文明进步，即现代化发展的车之两轮。两轮之间政治一轮的强化是社会倾向于专制停滞的表征，经济一轮的强化则是社会倾向于变革发展的表征；两轮的同步或相协调则构成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基础和源动力。这是因为，政治是一种统率、管理，是一种集权，其过份强化自然形成专制，压抑个体，而使社会总体上在严酷的统治之下创造力得不到充分发挥。经济则是体现社会发展的总体能力和具体指标，其强化自然是人的思想在相当程度的解放基础上，每个个体都能在其所能范围体现出其劳动和活动的高水准。两方面的协调发展则意味着个体自由发展和创造不但得到价值上的确认，而且得到安全保证和社会性的鼓励。促成社会发展的直接源动力当然是人，但经济政治制度和结构的合理化和同步协调发展实际上便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的种种精神和物质生产能力，而人的能力的解放便构成了历史车轮前进的推动力。 在我国，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路线，逐步地推进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其改革的方向，就是市场化的方向。十多年来，经济改革获得了很大成功，市场化的进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政治体制的改革则相对滞后，造成了经济市场化的单轮深入，一方面难免出现运作上的摇摆和不隐；一方面则时时感到政治体制没有同步改革的阻碍。因为经济市场化必然要求个体的自由竞争，要求个体自主、独立发挥其创造性，原来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政治体制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发展，政治权力的集中自然地限制了经济市场化的有效运转。对于这种情况，邓小平早在1986年就曾提出：“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还说：“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⑤]稍后还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⑥]。 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我国近年出版的《中国改革全书·政治改革卷》曾作了这样的描述：“我们进行体制改革，要消除原有政治体制中存在的重大缺陷，着眼于具体政治制度的建设，完善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使政治生活进一步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⑦]对于改革的目标，则指出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⑧]。 二、政治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社会政治的发展进程，也就是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多方面的制约和影响，这种制约和影响表现于宏观和微观、规范和活动等等方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 高等教育作为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文化的社会活动，它的产生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在古代，政治的需要几乎是产生高等教育的唯一动因。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需要具有掌握较高知识和统治能力的人才，因而需要有培养这样人才的场所，高等教育便应运而生。即《学记》所谓：“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在西方，情况也类似，也是由于社会政治需要具有较高道德水准的政治和神学统治人才，如古希腊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所说的培养“为治国者所应具”的具有“最高贵之学识”的人才，说明高等教育确实是产生于政治的需要。中世纪真正大学的产生，其初衷也在于此。即便是近代诸如美国的“赠地学院”，英国的“新大学运动”，其发起的目的都是由于政治经济的需要。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萌生，是由鸦片战争后政治的需要而逐渐发展起来，无论是由于当时政治、外交等的亟需人才，还是由于惊诧于西方的坚船利炮的近代科学技术，谋求借法自强，都是出于政治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