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如何认识当前高等教育研究的形势与特点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是“文革”结束后展开的。从70年代末到现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1979年前后到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决定的发布前夕，可以看作是第一个阶段。这个时期从事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同志不多，机构也很少。就研究的领域和特点来说，主要集中在一般性的理论研究和经验性的研究方面。1981年厦门大学的潘老在全国教育学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上首先拿出了《高等教育学大纲》，其后蔡克勇同志的《高等教育简史》、李骥同志和余立同志的《高等教育管理学》也相继出版。东北师大徐长瑞同志翻译的《苏联高等教育经济学》也在这个时期问世，上海交大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也在这个时期出版。我们省于1982年在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内设立了一个高等教育研究室；在此基础上，1983年单独建立了吉林省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并召开了省高等教育学会的第一届年会。会后，我们还编辑出版了文集。但总的看，那时我们省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也主要是局限于经验性质的研究和一般理论性的研究方面。 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决定颁布到1992年全国第四次 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可以看作是高等教育研究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研究，无论从理论的角度或是从实践的角度，都要比第一个时期广泛得多，深入得多，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全面展开的阶段。其标志是：（1）类似的研究机构在许多省市和相当一批有影响的大学中建立起来；（2）出现了一大批的专职研究人员和兼职研究人员，形成了一支很可观的研究队伍；（3）出现了一批办得很好的、很有影响的高等教育研究方面的刊物；（4）研究的领域较之前一个时期更为广泛，研究的方向和问题也更带有宏观色彩和应用色彩。特别是1986年前后，武汉大学出版的《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和由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会编辑出版的《高等职业教育文集》，以及由我省陈谟开同志主编的《高等教育评价概论》都是一批很有影响、很有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著述。从实践角度看，这个时期的研究已经突破了纯经验性研究的缺点，把对高等教育改革的研究升华到理论认识方面。对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未来研究、发展战略研究、结构布局研究、立法研究、评价研究、投入产出研究和对人才规格、模式及其培养规律的研究，都广泛地开展起来。1985年3月底《人民日报》曾经刊登过一篇《小议宏观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应当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进行宏观体制改革，第二步改革校内管理体制。从宏观角度说，要打破条块分割、诸侯割据的体制，重心首先应当研究解决好政府宏观控制与学校自主办学的关系。政府的主要职能，其一是制定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划，认真考虑结构、布局问题；其二是要研究解决教育立法包括高等教育方面的立法问题；其三是搞好高等教育办学的整体评价与各方面的局部评价问题；其四是要筹集并管好教育经费问题。同时作者还建议，把当时全国的800多所院校划分为两大部分，其中100所左右，对于国计民生、国防和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命脉意义的学校由国家直接管理，其余均放给省一级政府去管理。作者的这些看法和主张现在看起来，也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因此我们说，这个时期对高等教育的研究要比前一个时期深入得多，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这个时期的研究也有缺点，主要缺点是理论方面的研究与行政工作结合得很不够，离决策层比较远。除了少数行政部门重视之外，多数部门看不到这种研究的咨询作用。我们省当时在这方面认识得还是比较早一些的，比如1986年8月，省教委召开了高等教育研究工作会议，下发了《吉林省高等学校高教研究室（所）暂行工作条例》，对这方面的工作是相当重视的。 从1992年全国第四次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到现在（中间经过“纲要”和“教育法”的颁布），可以看作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伴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迅速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目标的确立，高等教育一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改革，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和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有些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未碰到的，因而认识并回答这些问题，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这个时期的研究工作，不同于前两个时期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现了由国家领导同志牵头，吸收各地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同志一起进行研讨问题的局面，这种研究工作较之过去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一些好的意见可以直接被吸收，被采纳，直接影响或进入决策圈。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的进步。其次，这个时期研究的问题，较之过去也更为带有宏观色彩，应用色彩，研究队伍的组织和协调也更多地带有行政色彩。从全国看，国家教委对教育行政工作的调控与指导，是同研究工作十分紧密地结合起来的。比如开轩和远清等国家教委领导同志，都亲自出面组织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从1993年开始，远清同志亲自主持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要点”的课题研究。这一年在长春召开了第一次研讨会，1994年在无锡开了第二次研讨会，1995年在五邑开了第三次研讨会，编辑出版了三本文集。1996年远清同志又主持召开了“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课题开题会。听说开轩同志正在组织进行关于总结20世纪教育思潮和21世纪教育发展趋势 的研究。这些情况表明，国家教委的领导同志的确是把教育理论研究工作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情来抓的。 对于全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这种形势，在座的同志，特别是各院校的领导同志，一定要清楚。要抓好，抓实，跟上国家教育的思路和步伐，不要落后。 从省里的情况看，省教委，省高教学会，省教科院，是紧跟着国家教委的思路和行动来开展各项工作的。远清同志主持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我们是积极地参加了。1994年我们按照国家教委的思路撰写并出版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论纲》，这本书在1995年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奖评选中获得了一等奖。同年11月，远清同志在广东五邑的会上说：“吉林课题组出了第一本书叫‘论纲’，写得不错，我们综合组把它作为很重要的参考书。”对我们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从1996年开始，我们又积极参加了远清同志主持的“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课题的研究。我们希望，我们吉林子课题组，能把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21世纪初叶的中国高等教育》搞出来。应当指出，总的看，我们省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这两年谟开同志主编的《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新论》、《普通高等专科学校教育评估》都相继出版了。今年年初，我们主持的省的“八五”项目成果《中国新时期的教育思潮》一书也由教育社出版了。谟开同志主持的“九五”国家项目高等院校的“产学研结合”研究项目，也开过了开题会。我们各院校的许多领导同志都很重视研究工作。有些院校领导同志，亲自主持研究工作。例如“八五”期间，省里有29项重点研究课题，其中有7项是院校领导同志主持的。吉林师院宋嗣廉同志主持的“三师工程”研究，今年获得了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所有这些，说明我们是努力的。但无论从全国看，或是从我们省看，这项工作还有待于加强。目前高等教育研究虽很活跃，但在理论方面还很不成熟，还不能完全适应走向21世纪的实际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