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香港而言,“九七”是150多年以来社会政治发生最根本、最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而对于广东而言,也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近年来,香港回归,粤港衔接成了香港、广东两地的热门话题。在探讨香港“九七”回归前后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及其与内地特别是广东的关系时,很有必要探讨高等教育在此变化中的情况及其意义,并由此展望二十一世纪两地的高等教育前景。 一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宣告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将回归中国,实行“一国两制”,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12年来,无论是香港还是大陆,经济和社会都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香港发展变化的最直接、最重大的因素当然是九七回归,其次就是大陆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影响。广东发展变化的主要动因则是改革开放,但香港回归也起相当重要的作用。令人欣慰的是,发展变化的结果,是两地无论经济、社会,还是政治、文化的差距都日渐缩小,这显然对香港主权顺利移交和主权回归后保持其繁荣稳定起着十分积极的影响。考察这些变化及其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经济上的最大变化就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而广东是这一变革中得益最早、最大的省份,香港也从中获得巨大利益。广东作为沿海开放省份,有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是改革的前沿,五个经济特区有三个在广东。因此广东的改革在全国走在最前、开放度最大,其经济发展速度也最快。香港经济也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数以万计的香港厂商,到内地投资办厂,其中80%以上是在广东。由于中国与世界各国贸易的大幅度增加,使经香港转口的货物量急增。香港厂商因此得到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从转口中获取巨额利润,还把大量“夕阳产业”转入内地。这些不仅大大促进香港经济的增长,也促进香港经济的转型。随着国内形势的稳定,香港企业界增强了在内地投资的信心。不仅中小企业家继续到内地办厂,香港的主要大财团也纷纷向内地投资。而且,投资的项目从单一的人力密集型工业,全方位扩大到能源、交通、商业、房地产、金融、高科技等领域。可以说,广东和香港的经济,已经密切联系在一起,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境地了。 表1:1984年和1994年广东、香港和深圳人口及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广东年鉴》1991、1995;《香港经济年鉴》1985、1994;《深圳特区经济年鉴》1986、1995。 可以看到,在这十年里,香港的经济稳步发展,广东的经济则突飞猛进,两地差距日益缩小。据统计,广东省在1981年到1994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14.5%;与香港毗邻的深圳经济特区,其发展速度更是令世人惊奇不已,15年来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30%。现在,深圳的人均收入居全国首位,实际生活水平正逐渐接近香港的水平。 在政治上,这十余年两地最大的变化,是以不同的方式,开始了民主化的进程。殖民统治使香港人长期淡化政治意识、民族意识,然而“九七”回归使港人强烈感到政治竟与自己那么息息相关。十多年来,香港政治气氛迅速浓厚起来,民主化的脚步也大大加快。衔头政治、政党政治、选举政治、中英政制之争等等令人眼花撩乱。而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人们摆脱了“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想统治,“把经济搞上去”成了头等大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建立,所有制的多元化,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也是必然趋势。尽管多种原因使这一进程显得很缓慢,但谁也无法否认,现在是新中国历史上政治最开明、政策最宽松的时期。 社会、文化的明显变化是两地交往日趋频繁,生活条件日益接近,文化趋向于融合。香港本来就是广东的一部分,其主要居民来自广东,香港的本土文化就是岭南文化。人、财、物信息的交流激增,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香港的电视广播覆盖整个广东省,收视率几乎可以和本省及中央电视台争高下。在内地人看来,香港文化和广东文化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二 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这些变化必然引起教育的变化。十几年来,两地的高等教育都发生十分明显的变革和发展。 广东省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主要表现在: 1.高等教育体制发生重大改革。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在此之前,广东已经在局部对高等教育体制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十几年来,主要的改革包括: 改革投资体制——从政府单一渠道,向政府为主,社会力量、华侨港澳同胞捐资和私人、学生交费等多渠道发展; 改革办学体制——从中央部委和省级政府办学,向中央、省、市三级办学,允许社会力量和私人办学转变; 改革管理体制——从中央集权向中央和省两级管理、以省为主转变,从政府过多干预转向部分权力下放给高等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