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黄浦江畔的大都市，近年一直在高校的自主招生、高考的科学命题及社会化报名方面，积极进行着一个又一个的尝试…… 1985年，上海率先实施高中会考和在此基础上被国家教委授权进行高考单独命题试验。这两个举措，实际上把上海悄悄推到了全国高考改革的前沿。 改革处在两类教育交汇点上的高考制度，既要有利于引导中学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又要有利于高校选拔到真正优秀的高中毕业生。上海在实际操作中显得异常艰难，不仅由于它必须兼顾“两个有利于”的使命，而且还由于许许多多的现实社会问题似乎在迫切期待着通过这项改革予以解决，如：干部提升政策及人才就业市场不断加大的对高学历者的倾斜，独生子女的绝大多数家长无不认为上大学深造是孩子成才的唯一选择，一些远离素质教育目标的中学也指望在高考环节上体现素质教育的导向。因此，有人又把高考改革称为一道“社会性的难题”。 而在迄今国家还缺乏素质教育的科学评价体系的氛围中，上海尝试破解这道难题的精神动力是什么？也许就来自1991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时提出的“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的厚望，已经深入了人心。 今年初夏，记者在上海短短几天的专题采访中感受到，90年代以来，上海“说得少、做得多”的高考改革，尽管从没有一帆风顺过，甚至有时还难免有一定程度的摇摆，但它毕竟是在一贯的改革思路和稳定的操作程序中波浪式地前进着：一段时间跳上一个台阶，跳上之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朝前走。而这股坚定不移的改革主流所展现出的多种思想交锋和多种尝试迭起，又都离不开一个得以大胆探索、不由成败论英雄的宽松环境。 一个高校自主招生的目标模式，已经多年的高考改革得以确立 追根溯源，我国高校长期遵循的由政府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招生方式，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20年前恢复的高考制度，又将这种方式延续至今。于是就给人们造成了这样一个普遍的印象：能考高分的学生就是好学生，就能进大学；能使学生考高分的教师就是高水平，就能被提拔。“我们培养的学生只会考试，不会做事。”教育专家们的这句评价，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我们的高考制度确有弊病。 教育改革的深入必然会触及到带有根本性质的招生和考试方法的改革。这项改革搞不好，教育教学改革终究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所以，充分认识到这项改革重要性的上海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多年来一直提倡，愿为教育改革出力的有志之士可以在实践中从不同侧面大胆尝试，并不断总结经验，以使现行的高考制度通过“渐变”得到完善。 确立高校自主招生的目标模式，就是围绕高考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侧面。上海市教育考试院院长胡启迪教授认为，既然“使高等学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是《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的一个改革目标，那么高校招生也理所当然地应该实现自主。这也符合国际上的惯例。 高校自主招生的内涵及本世纪末的目标模式是什么？胡启迪院长就上海市教委已在这些问题上达成的共识解释说，核心在明确高校招生是直接面向社会的独立行为。这意味着高校在不突破国家和上海市下达的招生计划总量的前提下，可根据社会需求、办学条件、生源情况和专业要求自主决定考什么科目，并通过对考生德智体的全面考核自主录取。为此，主管部门的权限就是在政事分开的原则下，宏观调控招生总规模、制定有关法规、建立对招生质量的评估体系和对招生过程的纪律检查机构。考试机构的权限则是提供科学化的试卷、组织统一考试、通知考生成绩、向教育行政部门和社会提供考试和招生的综合信息、受主管部门委托对统考和各高校的招生过程依法进行指导和监督。 可见，实现高校自主招生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它需要高校自身必须努力提高自主招生水平和增强自我约束能力，更需要主管部门职能的转变、招生管理体制和高考制度的改革、有关法规的不断完善以及社会监督机制的建立。其中，高考改革无疑是实现高校自主招生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一定意义上说，高校实现自主招生是选择考生权的一种扩大。而考生的选择高校权有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也是高考改革不应忽略的一个问题。华东师大教科所所长唐安国说，国外的高考制度大多强调给高校和考生以很大的选择权。超级市场的兴旺，说明适应了老百姓自由选购商品的愿望。今年自学考试在上海有25万人次参加，也说明灵活的自考制度能吸引人。而在我国目前大一统高考的框架内，考生的选择权就不能不受到严格的限制。 据说，当年钱伟长报考清华和上海交大，后来分别拿到了两张录取通知书，全凭自己决定去哪里报到。1994年，上海在考生报名时也尝试过可以将两所高校同时作为第一志愿的“并报”措施，因而全市有300多名考生接到两张录取通知书，并且最终都选定了一所自己满意的高校。上海的许多专家认为，高考改革不能不考虑这个如何扩大考生的选择权问题，至少应在考的时间上规定每年给考生两次选择的机会，即允许上半年没考好的可以到下半年再考一次。 考生理应是高考改革的主要受益者。为了避免“一考定终身”在客观上对考生身心的伤害，华东师大前校长张瑞琨教授从有利于高校培养人才出发建议道，高中二年级学生学有余力的，经中学推荐也可到高校听基础课，考试成绩被保留，待高中毕业考进该校就可免修基础课。这样做的前提是修改有关政策和入学规定，以及改变学校的管理体制。总之，高考改革如果能为考生多提供一些选择的机会，高考对他们就不会再是“可怕的鬼门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