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史 具有几千年古老文明的旧中国，女子教育一直被拒于学校的门槛之外，直到近代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从此以后，西风东渐，以往闭关自守的旧中国被迫登上世界舞台，古老的文明在更大的参照系下被撼动，女子教育便在儒家教育衰落与西方思潮影响的夹缝中产生。本文试图以近代女子学校教育由思想启蒙、女子初等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以及女子高等教育在学制中的确立为线索，勾勒出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产生的历史过程。 （一）教会学校的创办与女子学校教育思想启蒙 近代中国女子学校教育发端于西方人在华以传教为目的所创办的教会学校。鸦片战争后，西方人获得在华办学传教的权利。外国人最早在中国本土创办的教会女子学校是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会会员爱尔特税（Miss Aldersay）于1844年在宁波设立的爱尔特税女子学校（Aldersay Girls' School），该校设有圣经、国文、算术等课程，并组织女孩学习缝纫、刺绣等技术。继爱尔特税之后，长老会于1847年在宁波设立女学，公理会的裨治文夫人于1849年在上海设立女学；1851年美以美会的麦利和夫人在福州设立太茂女学（后改为毓英女书院）；同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设立文纪女校；1860年，美国复初会在厦门设立女学；美以美会在广州设立女学。据统计，从1844—1860年间，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五个通商口岸共设教会女子学校11所。 由于国门刚刚打开，中西文化、思想的冲突表现得较为激烈，教会学校的发展起初十分缓慢，教会女子学校更是十分困难。中国人对洋人总有一种畏惧憎恨心理，对传教士所办学校也有一种抵制情绪。对于去教会女子学校读书的女孩及家长来说，他们必须能顶得住舆论的压力。如1850年，传教士在广州设立一所女子寄宿学堂，开学那天，原已报名就学的一名女生，因舆论压力未敢入学，后来通过当地教徒的帮助联系总算动员来了几位学生，但不久，不仅学生全部逃跑，就连介绍那些学生的教徒也因受邻居的攻击不得不舍家出逃。 对教会而言，在中国办女学“既须与习惯激斗，尚须战胜其生徒对于异邦教师之种种畏俱猜忌与牢不可破之成见”。在这方面，爱尔特税的做法较为成功，她在宁波办学之初就用种种办法笼络人心，以改变当地人对外国人的看法。她向愿意入学的女子施衣施食，施医施药，并免收学费。这一做法为其他传教士所效仿。后来有不少教会女子学校不但不收学费，反而提供给学生衣食起居等项费用，有些学校甚至还发给学生家长每天五文十文的津贴，以补助女儿不能在家做家务所蒙受的损失。所以，教会女子学校最初招收的学生一般均出身贫寒，富家女一般不会被送去冒与洋人接近的危险。 早期设立的教会女子学校规模一般都比较小，往往由传教士出面租赁民房，或在教堂中辟出一室作为校舍，学生年龄不一，程度不齐，所开设的课程也以识字、经义为主，程度较低，一般都是小学。在这些早期教会所办的女子学校中，有些发展为后来的女子大学，最为著名的有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开办于1905年，由基督教公理会、长老会、伦敦会合办，1920年归并燕京大学；由美国美以美会主办的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于1908年建立。 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创办是教育史上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现象，如何对教会学校进行评价在学术界尚存有异议。从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角度而言，我们认为，虽然教会办的女子学校和后来的女子大学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虔诚的女信徒和未来的教牧人员，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创办女学可谓一大创举。史实也证明，教会女子学校的设立起到了女子教育思想启蒙的作用，为中国女子教育开了先河，教会女子大学亦为我国女子接受高等教育开辟了一条途径。 19世纪末期，通向女子高等教育的另一条途径也开始有人涉足，这便是女子留学教育。我国早先出洋的女留学生一般是传教士所携带、资助的家境贫寒的女子，或者是随其父兄漂泊他乡，又入乡随俗般地进学校读书，其中有些女子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完成了大学学业。第一个女留学生是宁波人金雅妹，1881年金雅妹随其养父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医师麦加缔赴美攻读医学，四年后毕业于纽约医院附设的女子医科大学，成绩优异。1888年回国，在厦门、成都等地从事医务工作。其次是福州人何金项，1884年，由美国国外传道会资助赴美深造，回国后在福州妇孺医院工作，医术精湛，热心负责，赢得卓著声誉，曾作为中国妇女第一位代表出席世界妇女协进会伦敦会议。另一早期女留学生是江西人康爱德，一生为中国患者服务，声誉极高，曾作为第二位中国代表出席世界妇女协进会会议。另外，湖北黄梅县人石美玉与康爱德一起赴美留学，又相携而归，也终身从事医务工作和医学研究。早期四位女留学生虽然都因偶然原因赴美留学，但是她们回国后所作出的斐然成绩，无疑向国人证明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证明女子也同男子一样可以自食其力，造福人类，这些事实均有力地痛斥了“女不言外”的传统思想。 教会女子学校的创办与早期女留学生回国后作出的成绩引起一些人士的思想震动，同时，门户开放使他们有了可比的参照系。面对清政府的腐败，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清醒了，他们一方面从教会开办女学的事实中意识到女子教育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也看到西方国家实行男女义务教育的情形，开始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进行反思，初步提出“参仿西法”，“增设女塾”的主张。早期女子教育思想之集大成者郑观应于1892年发表《女教》一文，指出“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人生八岁，无分男女，皆须入塾，训以读书、识字、算数等事。塾规与男塾略同。”在当时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1895年甲午战争，中方失败，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举国上下纷纷表示对清政府的强烈不满，要求废科举、兴学校的呼声日益高涨，又一批仁人志士认识到兴办教育的迫切性，掀起了女子教育思潮的又一次高潮，激进的维新派甚至把战败的原因归结为女学不倡。维新派杰出代表人物梁启超发表《论女学》，提出我国积弱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女子得不到教育而引起，他疾呼“欲强国必由女学”，同时向人们指出女子无知识就意味着中国有一半人民智未开，要真正做到广开民智，必须使女子受教育，女子受了教育则“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向社会呼吁女子教育应尽快地进行，并对兴办女子教育的办法及女子教育的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总之，这一时期的女子教育思想比前期有所发展，它开始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从人权平等的角度出发，提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在女学不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