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18)02-0106-09 作家如何积累、经营和利用可以创作的现实生活原材料，既关系到其写作的传承资源、价值取向和写作模式，也与作家特定的人际圈、生存实感、特定心境等密切相关。“五四”时期以及后续数年之间，以留学生涯为背景或素材的一批相当数量的现代早期小说(具体文本引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便暗暗吻合这样的写作格局。其中，留学日本多年、最早学医后来改为从文并有跨国涉外婚姻之实的郭沫若，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位代表；独特的家庭叙事与他的早期小说彼此依存，成为我们解读其创作与精神的一个最佳切入口。 来自四川乐山殷实大家庭的郭沫若是20世纪初期留日学生大军中的一员，虽然在他出国之前，在国内已由父母包办和一个乡下普通女子成婚，但是他并不满意。为了摆脱这段不如人意的婚姻，郭沫若借口出川求学而决然出走，随后跨越浩淼的大洋，东渡扶桑留学竟至十年。在日留学期间，郭沫若主要在日本南部地区九州、福冈，度过了留学生涯的黄金时期，其中包括另组跨国涉外新式家庭。搁置家乡原配妻室，他在日本与日籍看护妇佐藤富子(即安娜)自由恋爱，相继由同居而结婚生子，组合出一个当时既流行又时尚的涉外新家庭。与这种新式家庭生活相伴随的是这样一种情形：郭沫若与医学渐行渐远，走上了卖稿从文、养家糊口的艰难道路，其家庭生活与文学创作也就有了丰富而错乱的内在关联。 与中国传统的旧式家庭婚姻生活相比，这种焕然一新的跨国涉外家庭为新文学作家郭沫若提供了什么样新颖而独特的灵感与素材呢?郭沫若以自身家庭婚姻生活为原型所创作出的自叙传小说，又给当时的中国新文坛提供了什么样的新形态与可能呢?基于以上问题考虑，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一一进行论述：一、跨国涉外家庭的新形态如何形成，它在郭沫若人生道路与文学创作上的地位与价值如何评估。二、关注于家庭琐碎与日常图景，其现实材料又是如何进入小说创作领域，换言之，在纪实与虚构之间，现实生活与小说叙事是如何建构张力的。三、家庭叙事与郭沫若早期小说在社会学与文艺领域两个方面的轻重之辨。 郭沫若文学创作生涯，正式起步于留学福地——日本，先是东京，后是冈山，再是福冈。“郭沫若在九州帝大留学期间，就是他从一个普通的医学专业学生朝着文学家的道路迈进，并在九州这块异国土地上逐渐变成一个知名文学家的极为重要的时期。”[1]在职业转换过程中，郭沫若先是创作新诗，后来则有小说、诗剧、评论等各文类的尝试与收获。与他凤凰涅槃、天马行空式的《女神》式新诗相比，其早期小说倒是充满人间烟火味。拘泥于现实，以真实性见长的小说写作理念，提供了贴近郭沫若留学生活的再现式审美场域，其社会学意义不容忽视。 众所周知，郭沫若的早期小说，最为明显的是带有个人传记的特点。涉及这一领域的许多研究者早就有此共识，比如在其创造社友人郑伯奇看来，“他的小说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寄托古人或异域的事情来发抒自己的情感的，可称寄托小说；一类是自己身边的随笔式的小说，就是身边小说。在后一类中也有用第三人称而比较客观化的，像《落叶》《万引》《叶罗提之墓》等，但依然是抒情的色彩很浓厚。”“其中的情趣尚有令人难以割舍的地方”以及“可以看出作者发展的足踪”[2]。“郭沫若的身边小说，大都带有自叙传的色彩。有的径直以‘我’作主人公，有的以第三人称，……但他们都包含了作者的生活经历、性格气质和情感特征，实际上就是作者的化身。”[3]在郭沫若早期小说20余篇中，“取材于郭沫若的在日留学生活的至少有15篇”，可称之为“身边小说家或私小说家”[4]。这些说法都颇具说服力。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接着梳理清楚郭沫若当时的人生经历与婚姻生活：一方面，我们需要对郭沫若真实的家庭生活与细节进行深入的了解与还原；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对反映真实生活的家庭叙事型小说进行全面把握，在纪实与虚构之间反复出入、自由穿梭，才能在家庭叙事与郭沫若早期小说之间建立一座合理而稳固的桥梁。 郭沫若1892年11月出生于四川乐山一中等地主家庭，1912年正月元宵，虚岁20的郭沫若奉父母之命与旧式女子张琼华草率结婚成家，当时郭沫若还是四川省高等分设中学堂(后来合并到成都府中学)的新式学生。也许是命运的无情捉弄，心高气傲的郭沫若心里默想能娶到像三嫂一样的新妇，但娶回来的并不是心仪的女子，“隔着麻布口袋买猫子，交订要白的，拿回家去才是黑的。”[5]面对如此既成事实，可能有人会选择妥协、委曲求全，可能也有人会拼命抵抗、打破时势。显然，叛逆性格的郭沫若选择了后者，他十分不满意此桩婚姻，婚后几天就义无反顾地从乐山速返成都校园，留给新妇张琼华的是数天匆匆相聚，年年冷炕旧室。郭沫若与原配张琼华几乎没有多少感情可言，虽然因顾及父母不愿提及离婚，但事实上是遗弃张氏在家数十载，直至生命的尽头。离家数年之间，郭沫若顶着已有妻室的名号，开始了近至天津、北京，远至日本留学的漫长生涯，直至在异域自由恋爱结婚，重组跨国涉外新式小家庭。 因为家庭生活之于郭沫若早期小说关系重大，这里还需对重组之新家详加梳理。1914年1月，郭沫若汇入当时留日大军五六千乃至一万左右的巨大潮流[6]，抵达东京；1916年7月，在日本福冈医科大学留学的郭沫若，前往东京圣路加病院看望患肺病的朋友陈龙骥，并陪他转到养生院医治，次月陈氏病逝。郭沫若帮忙料理后事，曾去圣路加病院索取陈氏的遗物，与病院看护妇佐藤富子无意相遇，两人相识便很快“相与认作兄妹”。佐藤富子时年22岁，相貌端庄，眉宇之间有洁光，在兄弟姐妹八人中年龄居首。其父是一位笃信基督的牧师，在美国人的Mission School(即传道事业学校)毕业之后，也笃信基督，志愿从事慈善事业，独立生活能力强。富子性格乐观开朗，处事果断，因家庭重男轻女导致从小被疏离而敢于反抗，具有叛逆、善良、坚韧、执著的性格；平时乐于助人，还喜欢文学[7]。可以说，在性格方面富子与郭沫若可谓平分秋色、惺惺相惜。据郭沫若回忆，自此之后两人便是书信频仍，并于同年年底正式同居，对邻居先是以兄妹相称，不久因佐藤富子怀孕而致她中断刚开始的医护学业，两人共组新式涉外家庭。1917年12月，两人的长子和生出生；1920年3月，次子博生出生；1923年1月，三子佛生出生。后来郭沫若与佐藤富子还育有第四女与第五子，只是这些与郭沫若早期小说没有多大关系，这里只重点涉及五口之家的郭沫若与佐藤富子的新家庭，以及由此不断生发的此类家庭叙事。特别值得补充的是，郭沫若与安娜的结合，均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外有中日两个不同国家的对峙与歧视，内有双方父母的反对与破门处分，形象地说，倒成为了一对“弃儿”组合。虽然郭家后来因孙子的出生而宽恕了他们，但坚持以妾来称呼安娜，称其子女为庶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