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31日，郭沫若在南昌朱德家中写完《请看今日之蒋介石》，4月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以单行本形式发表，产生强烈反响。也许是相关史料零散、稀少的原因，迄今只有人撰文介绍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重获此文的经过①，或根据此文及其姊妹篇《脱离蒋介石以后》两文内容进行常识性介绍②。恢复党权运动是国民党左派发起的以削弱限制蒋介石过于膨胀的权力为目的的政治运动，几乎贯穿了整个北伐时期，是北伐期间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无论是国民党政要李宗仁、陈公博，还是共产党要员张国焘，抑或是外国驻华记者、翻译对此都有记述。目前对恢复党权运动的研究却同样不够充分，主要集中于对恢复党权运动进行整体评述③和以国民党党政要员为切入点探究其与恢复党权运动或武汉国民政府的关系④两个方面。如果考察《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写作前后的具体时代语境，梳理出文本写作前后的基本历史面貌，将会发现郭沫若在恢复党权运动中的微妙处境与大胆选择，能够为了解恢复党权运动提供新的角度，也会发现《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是当时国民党左派倡导的声势浩大的“恢复党权运动”的构成部分，隶属于“恢复党权运动”的言说系列。 一 轰轰烈烈的恢复党权运动 汪蒋明争暗斗发生“中山舰事件”后⑤，蒋介石在不足3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委员、中央党部军人部部长、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职⑥，独揽党权、军权和政权，对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与共产党等日渐不满，有背叛革命的意图。为削弱限制蒋介石的权力，鲍罗廷与国民党左派先后在迎汪复职、迁都之争及恢复党权运动等方面与其交锋。 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在北伐中逐渐显露出的“专横跋扈”倍感不安，“闹得大家三心二意”⑦，纷纷希望汪精卫销假回国，恢复党权运动的序幕由此拉开。此时，鲍罗廷为限制蒋介石的权力，对国民党的“迎汪复职”动向表示支持，希望汪蒋的角色分工为“汪精卫负责国家管理，而蒋介石是军队领袖”⑧。一直默不作声的汪精卫不久对这一动向作出回应，愿意解除“过去的一切职务，专任党务”⑨。汪精卫的回应，增强了左派迎汪复职的信心。9月中下旬，“广东内外反蒋迎汪的空气异常浓厚”⑩。蒋介石本想通过党权控制归附的地方实力派，曾对唐生智说：“现在党权高于一切，政治、军事等等，都要由党来决定。”(11)汪精卫回国明显会分化他已有的权力，尤其是十分在意的党权。蒋介石不料迎汪复职会给他的计划带来困难，督战的武昌战役又大败，威望急剧下降，迎汪复职呼声愈见高涨。面对多重危机，蒋介石一方面致电广州国民政府：“武昌城敌因无退路，故尚负隅，现在正在设法劝降中，城虽未下，而军事实无问题”，表示对不日克服武昌的信心，同时提出“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12)，多次电催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北迁武汉。另一方面则派胡公冕到“上海见仲甫同志，请C.P.勿赞成汪回”(13)。10月15至26日在广州举行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省区联席会议上，作出“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的决定，同时通过汪精卫销假案，由张静江、李石曾带队“即日前往劝驾”(14)。 蒋介石见迎汪复职已成定局，一心促成的迁都却未通过，表面上致电广州国民政府表示拥护决议，暗地里却“托石曾设法阻止汪先生回国”(15)，对迁都一事采取退而求其次的办法。10月22日，蒋介石在致广东的电报里说广东“地方界限甚深，如党部迁鄂，其进行必较粤为利……至于国民政府，仍设广州亦可也”(16)。攻克南昌平定江西后，广州方面改变了暂不迁都的态度。11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短期内迁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于武汉”(17)，随后又以宋庆龄、孙科、宋子文、徐谦、陈友仁及鲍罗廷等为首批北迁人员，进一步调查部署迁都事宜。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正式决定迁都武汉。但克服武昌后，唐生智囊括武汉三镇，部队扩编到四个军，声威不可一世。在蒋介石看来，唐生智并非嫡系，和自己一向不睦，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迁往武汉，将难控制。12月初，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政会议上以“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为由，提议迁都改在南昌，未被与会者所同意”(18)。12月5日，广州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宣布停止办公，“如武汉亦不能办事，则中央政府势将中断，不但办事困难且恐发生危险”(19)。鉴于此，首批抵鄂的北迁人员于13日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以徐谦为主席，同时决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在湖北开会之前，执行最高职权”(20)，把提高党权也提上议程，并电告蒋介石。蒋介石迟至19日才电复“武汉联席会议决议案皆同意”(21)，次日再次去电表示支持武汉联席会议。但蒋介石的“同意”并不真诚，更未放弃迁都南昌的念头。12月31日，蒋介石扣留途经南昌的第二批北迁人员。次年1月3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重点讨论蒋的中央党部和政府改迁南昌的提案。在蒋介石的坚持下，会议决定首都暂设南昌，并“致电武汉国民党中央”(22)，随后又通过一系列旨在取消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的决议(23)。武汉联席会议认为一旦将最高权力机关设在蒋掌控的南昌，将加强蒋的权力，在迁都问题上不作丝毫的妥协，认为联席会议有维持时局的必要，并敦促蒋介石到武汉进行商讨。蒋介石于1月9日前往武汉试图说服在汉的委员同意迁都南昌。但蒋介石的武汉之行并不如意，不仅迁都南昌的要求未被通过，鲍罗廷、邓演达等人的质问更使其“感受难堪”(24)。回南昌后，蒋介石提出驱逐鲍罗廷，并多次以中央名义电令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毋庸继续。武汉的左派则用舆论与经济压力迫使蒋介石按原计划迁鄂。宋子文称，“国民政府不搬汉口，我再不给钱”(25)，并暂扣了蒋介石的军费。在多方压力下，蒋介石于2月初不得不同意中央迁鄂。一场表象是迁都之争，实质为党权之争的争论在形式上暂告一段落，被蒋介石扣押的党政要员却迟迟未动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