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鲁迅的《阿Q正传》在首尔被搬上话剧舞台；次年，在时任首尔大学文理学院中文系教授丁来东的策划下，举办了鲁迅逝世11周年纪念演讲活动，可以说鲁迅是韩国近代时期最受瞩目的中国作家。当时鲁迅文学备受重视，究其原因可概括为以下三点：首先，它是体现反封建启蒙主义精神，实现彻底的自我剖析和透彻的自我认识的文学典型。鲁迅文学拒绝外界的拯救和宣言式提出的理想，经过痛苦的自我剖析从内在予以彻底的自我否定，以此形式自主性地创造理想，因而深受大众的欢迎。其次，鲁迅文学具有强烈的抗争意识和批判精神，这在当时得到韩国众多进步知识分子的一致好评。鲁迅文学与既存的支配权力即传统权威或国家的权威展开抗争，这足以成为当时迫切需要民族独立的韩国的精神资源。最后，鲁迅文学反思并抨击了长久以来固定的现存的所有权力关系，即人与人、民族和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形成的不合理和不平等的关系。因此，它打破了民族和国家的既定框架，成为一种谋求相互理解的重要文本。 具有如此特征的鲁迅文学，被有着各种思想倾向的人所接受，在韩国为众多读者所熟知，这也表明了鲁迅文学本身的广度和深度。鲁迅文学作为厚重、立体的文本，包含各种诠释的可能性。它可以与否定封建传统和恢复现代人性的启蒙运动或人道主义相遇；也可以与构想民间层面自律性的人类共同体的世界主义及否定现存一切权力(即强权)、组建民众工会后争取民族解放的无政府主义遭遇；同时亦可与争取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社会主义邂逅。因此，在韩国近代时期，以具有世界主义倾向或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以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史观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中心，对于鲁迅文学一直在积极地进行批评并予以介绍。而且因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和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不同，近代时期在对鲁迅文学的接受问题上自然形成了两大思想流派，柳树人、丁来东、金光洲等代表了无政府主义倾向；金台俊、李明善等则代表了社会主义思想倾向。 其中，丁来东(1903-1985)在20世纪30年代初对中国文坛和中国新文学作家做了系统的批评和介绍。作为积极译介中国新文学作品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丁来东对鲁迅文学批评的贡献尤为突出。1925年9月，丁来东插班进入北京民国大学预科二年级，1926年在民国大学就读本科英文系，并于1930年毕业。毕业后到1934年4月前，他一直逗留于北京。①在北京大学旁听的同时，集中精力从事中国新文学的批评和介绍工作。②在北京居住期间，丁来东对中国文坛及小说、诗歌和戏剧、电影等中国新文学进行了全面的译介，向韩国读者介绍了鲁迅、周作人、胡适、巴金、徐志摩、朱湘等多位新文学作家，并翻译了包括鲁迅作品在内的一些中国新诗和现代剧作家的作品。丁来东在1929年和1932年先后两次参加鲁迅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会，亲耳聆听鲁迅的声音。在听完第一次演讲后，曾如此描述对鲁迅的印象：“他紧闭着的双唇、刻着皱纹的额头和双侧的颧骨却表明了他坚决的心志，使他看起来像是雪中孤清的梅花树桩一样。”③在对鲁迅文学的批评和译介上，丁来东可以说是尽全力付注了自己的心血。1931年1月4日到1月30日，他在《朝鲜日报》连载了评论文章《鲁迅和他的作品》，这是韩国近代时期最早的对鲁迅文学全面、系统的评论，得到了世人广泛的关注。该评论不仅对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做了集中的审视，还对散文诗集《野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批评，这一点可以说意义深远。 丁来东不仅翻译了《野草》中的《过客》，而且在《鲁迅和他的作品》中对《野草》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野草》“是鲁迅全部艺术的结晶，可以看作他的思想的总结”。今天作为鲁迅文学杰作之一的《野草》，其文学价值已得到世人的公认。而早在1931年丁来东就对《野草》做出了评价，这一评论可以说在东亚鲁迅研究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迄今为止对于丁来东的鲁迅文学批评所具的学术成果，国内外文学界并没有予以过多的关注，因而今天有必要更为积极地审视并阐明其意义。在此，本文首先就丁来东对中国新文学及鲁迅文学批评介绍的前后过程，即对与中国剧作家向培良的交流进行实证考察；并就《鲁迅和他的作品》对当时中国阶级文学者鲁迅文学批评在理念上的应对进行探讨；其次就丁来东对《野草》的批评内容加以具体分析，比较考察近代韩、中、日三国的《野草》批评状况；最后阐明丁来东的《野草》批评在东亚鲁迅研究史上的学术贡献。 一、丁来东和向培良的关系及鲁迅作品的翻译 在中国新文学中，丁来东对鲁迅、熊佛西、向培良、田汉的作品作了译介。译介的作品主要是戏剧，这与他个人的兴趣不无关系，而且，这也与他和中国剧作家向培良的往来息息相关。1927年丁来东在民国大学就读，当时写到“晚上我跟向培良学习白话文学作品，我教向氏日语”④，由此可见，他和《中国戏剧概评》的作家兼剧作家向培良在学术上有着密切的交流。那么他们的关系发展为学术交流的最终契机又是什么呢? 1924年10月，为了研究和宣传无政府主义，有些人在北京民国大学组织了“黑旗联盟”。⑤当时巴金、向培良、高长虹、郭桐轩、方宗鏊等中国人，柳絮(柳树人)、沈如秋(沈容海)等韩国人都参与了该联盟。丁来东在进入民国大学本科英文系后，1926年9月，与韩国人沈如秋、柳絮、吴南基等人在民国大学内成立了研究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克鲁泡特金的组织。⑥综合这些情况，可以推测丁来东在1925年民国大学预科学习时，实际上与“黑旗联盟”有着一定的关联。这一事实，可以间接地从丁来东回忆有机会拜访鲁迅的言辞上知晓。“和鲁迅联系密切的某一文学青年经常劝我一起去拜访鲁迅，那时笔者仅是高中毕业生，对文学一无所知，即便见到，也无话可说。……因为如此缘故未能遇见鲁迅，就这样过了两三年后，笔者的中文达到初级会话水平，但那时鲁迅已离开北京去上海。”⑦丁来东在1924年8月到达北京，在大中公学补习科学习了七个月，1925年9月进入民国大学预科，他所说的“仅是高中毕业”应该指的是进入民国大学预科前后的时间。从鲁迅的《日记》中可以得知，这个时期，向培良经常出入鲁迅家，与鲁迅有着频繁来往。向培良从1924年1月9日起常去拜访鲁迅，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开北京前往厦门时，向培良曾到火车站送行⑧，由此可见，向培良与鲁迅关系亲密，交流频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