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在战后日本鲁迅研究中占有特殊的位置。据初步统计，自鹿地亘翻译《大鲁迅全集》中的《野草》卷以来，完整的《野草》日译至少有九种，包括一些研究专著中对24篇作品的全译。此外，还有如小田狱夫(1953)和木山英雄(2002)的节译等等。而研究专著至今已有四部问世。这在鲁迅著作日本传播和研究史上，只有《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有四种)大致可以相媲美。而更重要者在于，自竹内好最早强调《野草》在作家与作品之间的“桥梁”意义并视其为鲁迅文学的“原型”和“缩影”以来，于文本内部进行深度注释与解读的同时，注重其与外部各种关系的研究，两个方面齐头并进以考察作为一个整体的《野草》之思想艺术世界，就成了日本学者的一个传统或思考主线。日本近八十年来的《野草》翻译与研究历程可谓成就辉煌，不仅促进了整个鲁迅研究的纵深发展，而且能够在中国和欧美等西方国家之外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传统及其方法论路径。 我们已知，世界范围内的《野草》研究至今大概形成了三个系统。一个是已有近九十年历史的中国本土之评论研究，从李长之提出鲁迅“根底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而《野草》乃“战士的诗”以来，中国学界在前五十年中并没有认真深入探讨其中带有“虚无”色彩的“哲学”，而是在强调“战士的诗”之现实批判方面形成了强劲的源自左翼立场的评论传统。后四十年，即1980年代以后则出现了根本性的改观，《野草》一变成为观察鲁迅思想复杂性的窗口和心证的绝佳文本，有研究者由此拈出“历史中间物”意识或“绝望反抗”的关键概念而展开全新的论述，有力推动了新时期整体鲁迅研究向多元纵深的发展，有关《野草》的专著其数量也远远超过了前五十年。这无疑与中国改革开放后多元时代的到来及对此前政治意识形态化的鲁迅研究之反省息息相关。就是说，中国本土的《野草》研究可以大致划分出两个不同时期，并形成了一个前后有继承但更有聚变式大跨度发展的传统。 日本的鲁迅研究在“二战”以后也形成了自足的体系，有继承和发展的明显脉络可以寻迹。有关鲁迅的思想和小说研究是如此，作为艺术成就最高的散文诗《野草》的研究也是如此。我认为，战后日本的《野草》研究至少形成了两个相互交叉又彼此不尽相同的阐释方法或路径。一个是从竹内好到片山智行的，坚持追寻鲁迅思想的本源而视《野草》为表现了作家不变之精神特质的作品这样一种视角；另一个是从木山英雄到丸尾常喜的，重视鲁迅一生思想变动过程而视《野草》为杂文家的诗与战士的流动之哲学的研究思路。除此之外，还有一条副线。那就是从片山智行开始注重《野草》的象征手法与厨川白村象征主义理论的关系，到秋吉收以彻底的实证方法讨论其与日本文学家如谢野晶子、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等的影响借鉴关系，乃至与中国作家徐玉诺、徐志摩、周作人的种种关联，这样一种广义上的比较文学或有关互文现象的研究路径。如果说前两种方法属于文本内部分析的传统路数，那么这条副线则属于文本外部研究，虽然各种外部关系的直接关联性还有待实证研究加以落实，但它有力地复原了《野草》诞生当时的历史现场，为我们在文坛各种文学生产相互作用的关系中认识《野草》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视野。这条副线，同时又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注重《野草》与西方现代思想艺术如尼采、波德莱尔等的比较研究，形成了不期然的呼应之势。 另一方面，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地区似乎始终没有形成可以与日本《野草》研究相媲美的规模和传统，我们甚至没有找到同时期西方有关《野草》的专门著作。不过，自上世纪60年代起，从夏济安到李欧梵等学者的鲁迅研究也注意到了《野草》的特殊意义和存在价值，甚至呈现出对其“阴暗面”即死亡哲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和散文诗传统以及中国古典诗文“幽灵”意象的关联，给予密切关注的倾向。这其中，还包括捷克的普实克和澳大利亚的梅贝尔·李以及苏联的索罗金，等等。这让我想到，1950年代竹内好所谓的《野草》指向一个中心——“无”——和1960年代木山英雄对鲁迅“流动之哲学”的探讨趣向。中国本土以外的《野草》研究，仿佛从一开始就关注到其诗与哲学的面向并直逼其“阴暗面”问题，而没有像中国学界那样经历复杂曲折的过程。不过，虽然是日本上述《野草》研究的趋向起步在先，但强有力地影响到1980年代以后中国本土的《野草》乃至鲁迅研究走向的，反而是欧美的这种倾向。也由此，世界范围内《野草》研究的三个系统，有了可以共享的阐释架构和彼此交流的公共空间。这其中有着怎样的关联和思想文化上的成因?我想通过对日本《野草》研究史的回顾，来加以思考。 总之，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日本对《野草》的翻译、注释和思想阐发，形成了独自的学术传统。它不仅丰富了鲁迅研究整体的内涵，而且包含着足以为中国乃至世界鲁迅研究所借鉴的方法论。特别是在文本解释方面，其所达到的精细程度甚至超过了中国本土，而有关外部关系的研究亦不断有新的开拓。这里，我将以四部重要的《野草》研究专著，即片山智行的《鲁迅〈野草〉全释》①、丸尾常喜的《鲁迅〈野草〉研究》②、木山英雄的《中国的语言与文化——鲁迅〈野草〉③和秋吉收的《鲁迅：野草与杂草》④为主要讨论对象，并涉及竹内好等人的相关论述，以期描述出以上所言文本内部研究的两种路径和属于外部关系研究的一条副线，并在与中国和欧美《野草》研究的比较中，阐明日本《野草》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一、《野草》文本内部研究的两种路径 我们已知，成就卓著的日本鲁迅研究其真正的起步始于竹内好(1910-1977)。由于竹内好的思想家品性和所处战后日本急剧变动的大时代条件，使得他的鲁迅研究一开始就出手不凡，而给战后日本的鲁迅研究带来一个相当高的起点。把鲁迅置于亚洲“抵抗的近代”这一中日同时代史背景下，致力于追寻其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独特思想价值，于大时代的文学与政治关系中考察鲁迅的存在意义，也就成了竹内好及其后继者长期以来坚持不懈的总体研究指向。在此，鲁迅与中国革命及亚洲的现代化获得了一种内在的密切关联。他的文学创作也获得远远超出“文学”本身的历史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