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8)04-0117-07 1921年1月，商务印书馆的名刊《小说月报》自第十二卷起由沈雁冰接任主编，成为新文学的重要刊物。在后世的诸多新文学史著中，第十二卷第一期似乎成为该刊进入历史新纪元的标志。而在此前的十年间，由王蕴章、恽铁樵交替担任主编①的《小说月报》尽管努力经营，成绩不菲，但其地位与价值不免被改版后的盛名所掩盖，长期未获关注，甚至被视为“鸳鸯蝴蝶派”的刊物，遭遇否定②。20世纪90年代以来，1921年以前的《小说月报》开始受到研究者的重视，除综论清末民初小说和报刊的论著外，就笔者目力所及，至少出现了两部专论1910-1920年间《小说月报》的著作③，在史料和论断上均有所收获，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然而，尽管以上成果在肯定改版前的《小说月报》的地位与价值，特别是剥离其与“鸳鸯蝴蝶派”之关系上颇为用力，但仍不能避免以日后大行其道的新文学为基本参照，对《小说月报》前十年的肯定和否定，也大体上基于该刊对于所谓“新”“旧”趋向的不同取舍。因此，研究者关注并强调改版前的《小说月报》在新旧转型过程中的价值，无意中使该刊一直笼罩在新文学的巨大“阴影”之中。且不论其中“新”与“旧”的相对性和研究者的不同立场，即使在新文学由蓄势到萌芽再到兴盛的20世纪20年代，以《小说月报》同人为代表的清末民初文人是否时时感受到方兴未艾的新文学(及其市场)的巨大压力，在山雨欲来中饱尝风雨飘零之感，努力通过避“旧”趋“新”来维持生存，尚存疑问。同时，将《小说月报》由创刊到改版十年间的文坛走向，定位为新文学的初生到确立，也略显单一。事实上，新文学与所谓旧文学各有其路径，虽彼此间存在交集，甚或冲突，但绝非你死我活，或一方取代另一方的关系。以新文学的趣味、立场和趋势阐释改版前的《小说月报》，未必能对后者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不过，无论是以“新旧转型”还是“在历史缝隙间挣扎”作为立论的出发点，研究者对于1910-1920年间的《小说月报》的考察，无一例外地给予一篇小说以格外的关注，这就是发表于该刊1913年4月25日第四卷第一号的文言短篇小说《怀旧》，作者署名“周逴”。23年后的1936年，随着一代文豪鲁迅的逝世，其二弟周作人发表《关于鲁迅》一文，率先披露《怀旧》的作者即为鲁迅。这篇小说日后备受关注，收入1938-2005年间的各版《鲁迅全集》，研究成果也日趋丰富，与周作人的文章不无关系。对于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学人的《怀旧》研究，产生影响最早也最大的当属捷克汉学家普实克的论文《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该文作于1967年，于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了第一个汉译本，此后又多次重译，启发并规约了相当数量的中国大陆学人对于《怀旧》研究的思路和想象力④。在普实克的论文之后，关于《怀旧》主题与艺术的阐释不断深入。如王瑶《鲁迅〈怀旧〉略说》一文指出：“(《怀旧》)除过它是用文言写的以外，在精神上或风格上它都是‘现代的’，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现代作品的发轫。”⑤这一观点代表着绝大多数中国大陆学人对于《怀旧》的基本判断。此后出现的研究成果，在细节上各有所见，但对于小说“先声”价值的肯定则相近。近年来，年轻一代的学人开始尝试与普实克对话，或努力超越其论断。张丽华的论文《从故事到小说——作为文类寓言的〈怀旧〉》⑥，试图在清末以来短篇小说的文类形构的视野中，将《怀旧》视为一部在形式上具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作品，来重新阐释其主题意蕴以及这一主题所可能蕴含的自反性的文类指涉意义，对普实克的研究视角有所拓展。费冬梅《〈怀旧〉的主题与形式——对普实克论文的再讨论》一文⑦则提出《怀旧》作为一篇旧体文言小说，深受中国古典小说、散文及诗词的影响，尚不能担当“现代文学的先声”之重任，体现出突破前人的勇气。然而，以上成果在引用和分析《怀旧》的文本时，绝大多数出自不同版本的《鲁迅全集》，即使兼及恽铁樵的评点，也是小说文本引自《鲁迅全集》，恽铁樵的评点引自《小说月报》，从《小说月报》引用《怀旧》文本的，只有张丽华。当然，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鲁迅全集》的编校质量日臻完善，文本的可靠性自不待言。但考察《怀旧》的文学史价值，从小说最初发表的刊物出发，顾及具体的历史语境，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且，众所周知的是《小说月报》上的《怀旧》初刊本，除小说本文外，还包括主编恽铁樵的随文评点和篇末附志，以及一帧插图，均为《鲁迅全集》本所无⑧。可见，《怀旧》的初刊本和《鲁迅全集》本在文本的信息量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本文试图从《小说月报》出发，考察《怀旧》发表的历史语境，借此重新估价学术界对于《怀旧》主题与形式阐释的深度与限度。 一、重读几则常见史料 鲁迅本人对《怀旧》的记述，出现在与杨霁云的通信中。在1934年5月6日给杨霁云的信中，鲁迅回忆早年的文艺创作，特别指出： 现在都说我的第一篇小说是《狂人日记》，其实我的最初排了活字的东西，是一篇文言的短篇小说，登在《小说林》(?)上。那时恐怕还是革命之前，题目和笔名，都忘记了，内容是讲私塾里的事情的，后有恽铁樵的批语，还得了几本小说，算是奖品。⑨ 鲁迅不仅忘记了小说发表时的题目和笔名，连刊物也误记为《小说林》(尚存疑)，因此，《怀旧》未能像该信中提到的其他几篇作品，如《斯巴达之魂》《说鈤》等一同编入1935年5月出版的《集外集》。鲁迅提供的信息不全面，加之私人通信在当时尚未公诸于世，对于《怀旧》的重新发现，推延至鲁迅逝世以后。不过，鲁迅的记述中也有准确之处，就是得到几本小说(当为刊物)作为奖品。查《小说月报》征文通告，确有“一经登载，当酬赠本报若干册，以答雅意”⑩之语，可证鲁迅对于这一细节的回忆无误。 1934年5月22日，鲁迅再次复信杨霁云，修正了对于《怀旧》发表的记忆： 登了我的第一篇小说之处，恐怕不是《小说月报》，倘恽铁樵未曾办过《小说林》，则批评的老师，也许是包天笑之类。(11) 杨霁云来信今已不存，难以确知其内容。根据复信，大约杨氏对于前一封信中鲁迅提供的刊名存疑，在来信中提出发表小说的刊物为恽铁樵主编之《小说月报》。鲁迅则否定了这一判断，坚持认为是《小说林》，而且把“批评的老师”这一头衔转赠包天笑。事实上，《小说林》的主编是黄摩西，包天笑只是主要撰稿人。看来鲁迅确实忘记了第一篇小说发表的情况，以致张冠李戴，使杨霁云未能找到这篇小说，编入《集外集》。 如前文所述，将《怀旧》的著作权授予鲁迅，始于1936年周作人《关于鲁迅》一文中的相关记载： 他写小说其实并不始于《狂人日记》，辛亥冬天在家里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以东邻的富翁为“模特儿”，写革命的前夜的事，情质不明的革命军将要进城，富翁与清客闲汉商议迎降，颇富于讽刺的色彩。这篇文章未有题名，过了两三年由我加了一个题目与署名，寄给《小说月报》，那时还是小册，系恽铁樵编辑，承其覆信大加称赏，登在卷首，可是这年月与题名都完全忘记了，要查民初的几册旧日记才可知道。(12) 周作人的这段回忆非常详尽，包括小说的创作时间、主要情节、发表刊物，还特别指出题目和署名都由周作人所加，投稿者亦非鲁迅本人。但在细节上也存在一点失误：《怀旧》发表于《小说月报》时，并非“卷首”，之前还有署名“铁樵”的短篇小说《烹鹰》和署名“公短”的科学小说《再生术》，《怀旧》位居第三。虽然周作人忘记了小说发表的具体年月和题名，但指出辛亥冬天创作，过了两三年寄出，编辑是恽铁樵，无疑为寻找这篇小说提供了线索，缩小了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