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初版《谈艺录》(1948)第四节“评近人言古诗即史”条：“比见吾国一学人撰文，曰《诗之本质》。以训诂学参之演化论，断言：古无所谓诗，诗即记事之史。”①此处所言“吾国一学人”究竟指谁?《诗之本质》到底见于何处?钱锺书当时没有明说。他晚年补订此条目时特意说：“此节当时有为而发。忽忽将四十年，浪淘人物，尘埋文字，不复能忆所指谁作矣。”鉴于诗史关系是此条目的核心论题，钱锺书又曾多次批评过陈寅恪“诗史互证”的治学方法，因此多位学者都曾引用此条目来作为钱、陈学术分歧的例证之一，也有学者把“古诗即史”的说法直接归到了陈寅恪名下②。这种判断自有其学理上的根据，但由于缺乏确凿的文献证据，仍难以令人信服。 根据钱氏在文中透露的线索，笔者翻检了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朱光潜等学人的著述，可初步确定“吾国一学人”是指闻一多，题为“《诗之本质》”的文章是《歌与诗》(下简称“《歌》文”)③。将闻、钱两文比勘之后，我们发现无论是从发表时间、写作动机，还是从主要观点、文章结构来看，两文都有明显的联系。如果说钱氏之驳论完全是“闭门造车，出门合辙”，与《歌》文没有任何关系，那未免过于巧合。鉴于钱锺书并未公开澄清这桩公案，所做驳论又含糊其辞，故笔者的推测尚不能成为定论。为便于论证与行文，后文姑且据此“假设”而展开，待将来有更可靠的结论之后再做修正。 笔者关注这桩双方没有直接交锋的学术公案，并非是出于发掘“文墓”的考据癖或揭开“文幕”的好奇心，而是希望考察其学术史的意义，同时思考其对当下学术研究的启示。钱、闻论争的焦点是史诗中的“诗史之辨”，这恰恰是民国学界在热烈讨论史诗问题时关注较少的一个方面。《歌》文所用的字源学方法对后来多位学者的“诗言志”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其学术后遗症亦愈演愈烈，这就使得钱锺书对“字源谬见”的检讨又具有了现实的警示作用。因此，对这桩学术公案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阐发，就显得非常必要。 一 字源谬见 民国治朴学的学者如章太炎、黄侃、杨树达等都很重视对文字语源的研究。他们继承了乾嘉学派的方法，又受到西方语源学的影响。杨树达明确说：“我研究文字学的方法，是受了欧洲文字语源学Etymology的影响的。……我后来治文字学，尽量地寻找语源。”④这里的“Etymology”一般译作“词源学”。当时的语源学研究影响甚广，渐由文字训诂而扩展至历史学、思想史、文学史等领域，用傅斯年的话说就是“以训诂学的方法定其字义，而后就其字义疏为理论”⑤。闻一多对文字训诂之学下过极深的功夫，在研究中也经常用到字源学的方法，锐意求新而创获颇多。 《歌》文认为上古时代的“歌”就是“啊”，两个字都是同一声符“可”的孳乳字。比较起来，他对“诗”字的考释更为详尽和曲折。朱自清的《诗言志说》引用了杨树达《释诗》中的一段文字，据以推测“‘言志’这意思在前，‘诗’这个字在后了”⑥。那段引文和结论启发了《歌》文对“诗”“志”关系的讨论⑦。闻一多指出“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志”先后有记忆、记录和怀抱之意，“最古的诗实相当于后世的歌诀”，“最初的志(记载)就没有不是诗(韵语)的了”，故“诗即史，当然史官也就是‘诗人’”。针对上述字源考释，钱锺书批评道： 根据甲骨钟鼎之文，疏证六书，穿穴六籍，用力颇劬。然与理堂论诗，同为学士拘见而已。夫文字学大有助于考史，天下公言也。Niebuhr罗马史自序，至推为史学使佐之魁首。然一不慎，则控名责实，变而为望文生义。……故Whately论思辩，以字源为戒(fallacy of etymology)。吾国考古，厥例綦繁。 所谓“根据甲骨钟鼎之文”是指闻一多借助甲骨文等古文字来解说“歌”“诗”“志”等字词的本形、本义及引申义；所谓“穿穴六籍”，大概是指闻一多繁征博引《左传》《国语》《周礼》《孟子》《荀子》《吕氏春秋》等典籍中含有“志”字的语句，试图证明“古时几乎一切文字记载皆曰志”。“fallacy of etymology”⑧通常写作“etymological fallacy”，一般译为“词源谬见”，“是指认为一个词早先的(或最古老的)意义才是其正确意义的观点。这种观点虽然常见，但是语言学家的态度却与此对立，他们强调应该按现代词现有的意义，而不是按其在语言早期某个状态可能有过的意义来描写词义(‘最古老的’状态实际不可知)”⑨。由于汉字与拼音文字的性质不同，部分汉字的本形与本义之间有联系，所以情况也更加复杂，“词源”之外还有“字源”的问题。从上下文来看，钱氏所言“fallacy of etymology”应该主要是指“字源谬见”。所谓“疏证六书”“望文生义”，是指闻一多会合“歌”“志”“诗”等形声字的偏旁字义来考释它们的本义及其所代表的词义，难免有穿凿附会之弊。至于闻一多究竟如何“望文生义”，钱锺书没有展开论说。为了澄清这个问题，这里略费笔墨做点辨析和考据的工作。 《歌》文最根本的问题在于通过考释“歌”“诗”的字源来推求它们的词义，没有把字与词、字源与词源分开。“字源的研究，注重在分析字形和探讨形、义相关的历史；词源的研究，则注重在比较声音形式和音、义相关的历史。”⑩对于汉语而言，可以根据字源来探究词义，但词义却未必都与字源有关系。“讲训诂，探求语源，如若不严格区分‘词’和‘字’的概念，就会在实践上产生若干难于解释的麻烦，或自陷于矛盾。”(11)《歌》文中的文字考释和词语训诂都有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