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研究过程中,发现了苏雪林1934年由武汉大学印行的讲义《新文学研究》中对郭沫若的两章评论,后来坊间各种“郭沫若研究资料”均未收录这两篇评论,①特辑录如下,②并对之进行初步解读。 一、《郭沫若与其同派诗人》 郭沫若这名字自五四后一二年一直到于今,还是热辣辣地挂在青年的口边。女学生所熟悉的是冰心女士,男学生所熟悉的可以说是鲁迅与郭沫若了。在出版事业不大发达的中国,他人用了全副精神的著作,往往不会受人欢迎;郭氏粗率地写出的什么《我的幼年》,《创造十年》,一个中学生也写得来,竟动辄销行数万册,他人在翻译上偶有不经意的错误,或创作上技巧不甚成熟,便会引起许多冷嘲热骂,把名望葬送了;郭氏即使把西洋名著如高尔斯华绥(J.Golsworthy)的《银匣》(The Silaer Box),史托姆(Theodor Storm)的《茵梦湖》(Jmmensee)译错得连篇累牍或在自作诗歌上留下许多瑕疵,一样有人要读。考古学者辨别古书的真伪,比较材料的异同,孳孳屹屹,整月穷年才敢发表数篇心得,郭氏写了一部证据不大充分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居然想把胡适顾颉刚都打倒,读者亦真誉为杰构。文学界犹之政治界原有许多幸运儿,郭氏便是这些幸运者中间的一个,所以我们对于郭氏的作品不得不详细研究研究。 郭氏本是日本医生出身。一九一九年在上海《学灯》栏发表长篇新诗《凤凰涅槃》,《天狗》,《晨安》,《地球我的母亲》,等等,在南方文坛上露了头角。以后回国与郁达夫张资平等办《创作季刊》〔应为创造季刊〕,一九二三年出版《女神》,遂一跃而为诗界明星之一了。 虽然是幸运儿,成功也有相当的条件,郭氏《女神》之惹起诗坛注意,实有以下的原因。 一则他的诗直抒情感握住了文艺的真生命,而且表示原始的粗野精神,合乎青年人的脾胃。日本厨川白村说情绪主观是文学的“最初与终结”(Alpha and omega)。这句话是极有道理的。当时北方诗人如胡适、刘复、沈尹默、周作人等欲以诗为宣传人道主义的工具,胡的《人力车夫》,沈的《耕牛》,刘的《学徒苦》,《车毯》,《游香山纪事诗》,《卖萝葡人》,《隔着一个窗子》,周的《两个扫雪的人》,沈玄庐的《荐头店》,都是从汉乐府和杜甫白居易新乐府变化出来,音节既不逮古人,内容也不能别开生面,有过读“三别”“三吏”《兵车行》《折臂翁》《卖炭翁》的经验的人,读他们作品,不见得有什么兴感的。而且这种婆婆妈妈的言语也不是带着野蛮天性的青年所乐听的吧。冰心女士的小诗可以说文艺的了,但首首都是哲学思想的化身,那冰冷的况味是青年所不愿多尝的了。那伴随着复杂理智作用的情操,虽然在诗的女神的弦上弹出许多要眇幽远的妙音,青年是不愿更领略的了。青年所渴望的是发表单纯情绪的作品,像白热似的恋爱,大红色的喜欢,深黑色的悲哀,熔崖喷薄似的愤怒,使人浑身神经震颤断了的恐怖,狂风暴雨袭来时似的破坏之快感。一切热烈的,奔放的,自由的,一切足以发皇耳目的,摇撼心灵的,才为他们所接受。郭氏与宗白华通信时曾说“诗的专职是抒情”,又说“诗要出于无心的自然流露”,“诗是我们心中诗意诗境,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eam,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的颤动,灵的叫喊。”《女神》全部作品,都是大气磅礴,生机洋溢的,纵笔所之,不受一点拘束的,如“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的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天狗》)“无限的太平洋鼓奏着男性的音调!”(《浴海》)“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立在地球边上放号》)这种鲁莽的“男性音调”,在当时果然是久困于女性文学中的青年一种喜悦。 次则他的诗歌颇包含哲理。正如宗白华称赞他道“你的诗是以哲理做骨子,所以意味浓深。不像现在有许多新诗一读过后便索然无味了”。诗不是发表哲学思想的工具,但诗而不蕴藏几分哲理,就像没有脑筋的美人,虽然眉目姣好,肌理曼泽,也就无甚意味。郭氏在东留学时颇喜研究泛神论。《三叶集》答宗白华书云“我想诗人与哲学家共通点,是在同以宇宙全体为对象,以透视万事万物核心为天职。只是诗人底利器只有纯粹的直观,哲学家的利器更多一种精密的推理。诗人是感情的宠儿,哲学家是理智的干家子。诗人是美的化身,哲学家是真的具体。可是我想哲学中的Pantheism确是以理智为父,以感情为母的宁馨儿。不满足那Upholsterer所镶逗出的死的宇宙观的哲学家,他自然会趋向到Pantheism去,他自会要把宇宙全体从新看作个有生命有活动性的有机体。”他又说“诗人的宇宙观以Pantheism为最适合。”又常说李白的“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滓同科”与“我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或“本体即神,神即万汇”相似。郭氏以前最服膺歌德,因为歌德是个泛神论者,吃赞美庄子,荷兰的Spinoza,印度的Kabir(《三个泛神论者》)因为既爱他们的Pantheism,又爱他们是靠自己劳力吃饭的人。 《凤凰涅槃》高唱着“我们更生了!我们更生了!一切的一,一的一切,更生了!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我便是你!你便是我!火便是凰,凰便是火!……”《天狗》云“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的光,我是X光线底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都是泛神论者思想之表现。 三则他的诗带着浓厚的西洋色彩,使人获着一种新鲜的感觉。形式方面则打破旧诗起转承合的章法,也不学新诗之分段,纵横排奡不主故常。如《晨安》,《我是个偶像崇拜者》章法均极特别。又多用西洋典故。闻一多说“《女神》中底西洋的事物名词处处都是,数也不知从那里数起。凤凰涅槃底凤凰,是天方国底非尼克司,并非中华的凤凰,诗人观画观的是millet底Sheherbess,赞像赞的是Beethoven。他所羡慕的工人是炭坑里的工人,不是人力车夫。他听到难声,不想着笙簧底律吕而想着Orchestra底音乐。地球自转公转,在他看来‘就好像一个跳舞着的女郎’,太阳又‘同那月桂冠儿一样’,他的心思分驰时,他又‘好像个受着磔刑的耶稣’”(《女神之地方色彩》),这是闻一多所极端反对的。但郭氏做诗时虽然把“此地”忘记了,而正以这些投合好新奇的青年的心理。又,郭氏极善制题,如《凤凰涅槃》,《晨安》,《电火光中》,《地球我的母亲》,《光海》,《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太阳礼赞》,《匪徒颂》,《胜利的死》,《巨炮之教训》,《死的诱惑》,《春之胎动》,《日暮之婚筵》,到今日还觉得它新鲜,别说十年前了。精神方面则表示二十世纪动的精神,反抗的精神,科学的精神,大同精神,……闻氏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中论之已详,我亦同意。不更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