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8)01-0100-08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变迁以及博士生规模的扩张,博士就业已不再拘泥于学术教职,如若高校仍按传统方式训练博士生,过于狭窄的学科分类与职业定向必然造成学用脱节,导致学用落差。作为学历教育的顶端,博士生教育必然需要回应这些变革并做出适时调整。近年来许多国家致力于博士生教育改革。如,日本2011年的“博士教育先导计划”(Leading Programs in Doctoral Education),破除学科专业壁垒,打通硕博课程;[1]英国2009年开始逐步设立“博士训练中心”(Doctoral Training Centre),提供跨领域的学习与工作机会;[2]欧盟2012年仿丹麦机制,在以色列、瑞士、挪威等国实施欧洲产业博士(European Industrial Doctorates)计划,博士生在取得学位之前,可受雇于私人企业,以提升就业能力。[3]在学习各国经验的基础上,2014年我国台湾地区提出产学研发菁英培育计划,期望将官产学合作制度化,试图改善产业需要高层次人才的困境,同时更加系统化地培育高层次研发人才,可供大陆高校的博士生培养参考与借鉴。 一、台湾地区产学研发菁英培育计划产生与推进的背景 台湾地区产学研发菁英培育计划产生的最直接原因是为缓解当地博士生就业、产学缺乏联结的问题,而产业界对高级研发人才的需求增长,则进一步推进了计划的发展。 (一)博士生注册率不足,休退学人数增加 尽管每年不断控制及削减招生人数,但台湾地区博士生报到注册率不足的问题仍很突出。如图1所示,2010-2015学年的博士注册率均不到80%。不仅如此,选择休、退学的博士生日渐增多,根据台湾地区教育统计数据显示,2014学年博士班休学人数达7304人,退学人数达997人。[4]注册率不足及学生流失的重要原因在于,学术劳动力市场已趋于饱和。台湾地区少子化问题严重,高校大一新生数将从2013年的271108人,下降到2023年的184553人,[5]进入高校适龄人口数将减少约三分之一。大学就学人数的减少,直接影响到台湾地区学术市场未来所能提供的教职数量。换句话说,在有限的学术就业市场中,博士毕业生一般难以获得终生教职,甚至面临失业。一些学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减少招生人数,而是要提升博士生的就业能力,其中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培养“学用合一”的博士生,[6]同时促进博士就业多元化。
图1 2010-2015学年台湾地区高校博士生招生、注册情况[7] (二)产学缺乏联结,高级研发人才多集中于学界 长久以来,台湾地区博士生培养多局限于单一大学的修课与研究,缺乏与国际学术市场及产业实务接轨的机制,过度侧重以学术论文的发表作为毕业条件,导致在培养阶段未能积极重视学用联结等问题,产业的需求与学校教育所训练出来的人才没办法搭配起来。的确,在高等教育漫长发展历史中,高校几乎没有考虑过为私营部门进行科研训练,[8]对于期望在产业就业的博士生而言,目前的教育未能给他们所需的技能。[9]这也导致产业找不到实际需要的博士人才,因此产业界对高校的人才培养政策、课程与教学实施颇有微词。事实上,企业急需的是研发型人才而非理论型的学术人才,但与之矛盾的是,高级研发型人才却主要其中在高校,且台湾地区企业博士研发人员数量的比例,明显低于国际水平。2009年台湾地区研发型博士仅有11.8%任职于企业,以色列、瑞典、挪威、新加坡、芬兰、日本、中国大陆企业博士级研发人员分别占37.1%、23.5%、19.5%、18.9%、17.1%、14.3%、12.5%,均高于台湾地区。[10]2014年的数据表明,台湾地区高校的博士研发人数就有27248人,占全部博士研发人数的65.82%,企业仅占17.08%,详见表1。
(三)研发人员学历上移,产业界对博士级人才需求增加 博士是知识生产的主要投入要素,研发型博士更是通过技术转移将大学默会知识传递给产业界,成为产业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显然,台湾地区产业界需要的高级研发人才还存在大量缺口:一方面博士研发人才主要集中于学界,而另一方面,台湾地区产业界对研发型人才及研发型博士人才的需求持续增加。正如2007-2014年数据显示,2007年台湾地区研发型人才数量为228987人,2014年增加至307933人,增加了78946人,增幅为34.48%。其中,研发型人才学历有上移的趋势,博士占比从2007年的12.70%,增加到2014年的13.44%,增加了12315人,详见表2。产业转型过程重视开发、研究的潜力,企业希望以自己未来的竞争趋势来培育人才,但却没有这个时间与精力,也没有教学资源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