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初，教育部、财政部、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其中对未来我国“双一流”建设的近期与远期目标做了这样的表述：“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这三个时间节点，与不久后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我国社会建设目标的2020年、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三个时段基本吻合，它其实也表明：我国“双一流”建设的目标与愿景并非仅仅是高等教育的自身发展诉求，而且是被纳入整个国家发展的战略宏图之中，是我国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机构成部分。与此同时，它也意味着：伴随中国融入世界进程的持续深入，一个繁荣、强盛且与整个人类世界命运更为休戚相关的中国，不仅需要而且也必须以其高等教育的卓越表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筑贡献智慧、思想、文化、技术和经验。简言之，中国的“双一流”建设不仅仅是一种国家内部发展战略，而且还是构建开放新格局，实现与世界共谋发展、互利共赢的国际化构想。 “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理念与观测角度 2017年9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三部委公布了首期“双一流”建设高校与学科名单。名单发布后，尽管也不乏争议，但社会各方对此总体上予以了肯定的态度。如今锤子已经落定，下一步自然涉及究竟如何建设以及如何评价建设成效等问题。就目前而言，人们似乎最为关注的还是一些具体指标议题，譬如教育部学位中心的学科排名、各种大学与学科排名榜、奖项以及ESI的前1%与1‰等。但是，对于“双一流”建设的实质性目的却少有讨论，或者说很少从“双一流”建设的基本理念层面做深度思考。确立“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的理念，应该至少有两个基本观测角度： 第一，既然是世界一流，那么有关标准就一定是要为世界所公认。中国建设“双一流”的路径有其他不同时段世界高等教育强国所没有的特性或者特色，即因为国家制度、高等教育体制结构与发展基础不同，中国必须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但是最终建设的成效却必须能够为国际世界所认可。譬如，在基础研究领域，我们是否能够在相关领域取得突破人类智力极限、造福于全人类福祉的重大原创成果，拥有一批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科学家与学者；在思想、文化、政治与经济领域，能否在立足中国历史传统、融通古今的同时，又能够兼纳世界文明的精华、连接中外，基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自主选择与国际社会互利共赢交往方式的探索与经验，创新并形成为国际认可的思想与文化观念、研究范式、理论体系、话语风格和全球治理方案。因此，“双一流”建设的愿景实现，既要能够突破甚至超越当前国际学术领域中心-边缘困局，又不能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而是要以在国际上真正具有影响力的标志性学术成果让人心悦诚服。国际发表数量、影响因子和ESI排名以及众多国际国内大学排行榜等指标，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科的总体研究实力，但未必能够代表学科的世界一流水平，更难以体现一流的气派与境界。 第二，中国的“双一流”建设当然更不是仅仅追求名声在外，它原本就是嵌于国家整体建设宏大战略之中的一个枢纽，是以知识与技术创新、智力与人力输入来服务于甚至引领国家实现宏伟战略目标的能源库。《实施办法》明确提出：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面向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突出建设的质量效益、社会贡献度和国际影响力，突出学科交叉融合和协同创新，突出与产业发展、社会需求、科技前沿紧密衔接，深化产教融合，全面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中的综合实力”。因此，各校“双一流”的建设如果没有发挥其在推动经济高品质的持续增长、社会公正与和谐发展、人们生活环境改善等方面的实际贡献，没有凸显它在国家与民族复兴中的价值或至少是有远景的潜在价值，恐怕也只是有名而无实。 这两个观测角度，一个是对外面向全人类，一个是对内面向国家，两者之间似乎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实际上却存在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联系。尽管道路坎坷和百折千回，但在全球化趋势已经不可逆转的今天，国际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发展过程中所必须克服的难点，譬如环境、生态、气候、能源、健康和安全等领域，所有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在理论与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在制度上实现创新，国际学术界各领域的前沿热点与攻坚重点也大多与此相关。“双一流”建设高校与学科唯有把建设目标锁定在这些国际与国内重大议题上，创新性地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以及新方案，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才会获得其稳固的科技支持，而它所提供的中国方案以及为中国发展所创造的机遇，理所当然会因为让世界与全人类受益而得到认可。因此，在最为抽象层面上，“双一流”建设成效的评价理念至少应该是服务国家实效与贡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二而合一，缺乏这种宏远理念，无论是大学还是学科建设过程就难以在目标追求和攻关方向上形成向心力，更无法达到一流的精神高度、风范与气派。 世界一流大学崛起与发展的经验 陈广仁等人通过对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别分析发现，截至2015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共颁发322奖次，获奖的科学家为583人次，有33个国家的科学家获奖，最为突出的为美国(130.25，占40.1%)、英国(44.58，占13.7%)、德国(43.5，占13.4%)、法国(20.58，占6.3%)、瑞典(10.75，占3.3%)、荷兰(9.67，占3.0%)。[1]将各国获奖纳入时间序列分析发现，主要获奖国家如美国、英国和德国三国之间趋势迥异，二战前获奖大国——德国在1941年后迅速下滑，而美国此时也开始逐年大幅提升，两国之间形成一种鲜明的分化走向，英国则保持相对稳定的态势。以诺贝尔奖来分析各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轨迹或许会有偏颇，但是，以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发现为奖励对象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确多多少少地代表了各国大学科学研究与办学实力的总体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