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许多高等学校被迫内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华北及沿海沿江一带相继沦陷，而这些地区正是中国高等院校集中之地，为了保存中国文化遗产和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广大爱国师生被迫纷纷迁移到大后方。据国民党教育部1939年统计，战前专科以上学校共108所，因战争迁至后方的有52所，迁入上海租界或香港续办的有25所，停办的有17所，其余14所或是原设后方，或原设上海租界，或是教会大学所在沦陷区勉强维持办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所有在上海租界与香港办的学校，乃至在沦陷区苟延残喘的教会大学都已停办关闭，其中一部分学校的师生员工迁至后方，复校续办，而原在后方的学校，因躲避敌机轰炸，也移到较偏僻地区。 抗战爆发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三校南迁至长沙，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学仅一学期，由于日军向长江流域步步紧逼，武汉、长沙遭到空袭。1938年1月，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迁往昆明，教职员工和学生分两路入滇，一路乘火车取道香港、海防，由滇越铁路到昆明；一路则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到昆明，历时73天的长途跋涉。4月，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平沦陷后，国立北平师大与国立北洋工学院、国立北平大学在西安组成国立临时大学。1938年春，由于日本飞机轰炸关中，临时大学难以在西安维持，全体师生越秦岭，出褒谷，步行数百里，到达汉中，改称西北联合大学。燕京大学因校产、经费来源于美国，在“七七事变”后继续在北平办学，为华北青年提供一片自由求学的净土，但日军对这片自由净土耿耿于怀，妄图插足，竟再三狂妄地要求燕大聘请日本教授担任教务，校方想方设法尽力摆脱日伪的干扰，在北平苦苦支撑了四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当即被日军包围，强迫解散。1942年，学校被迫内迁至成都。中央大学在被日机轰炸四次后，由南京溯江西上，直抵重庆建校。同济大学辗转六次内迁，虽已至昆明，但仍不断遭日机轰炸，最后迁至四川南溪县，从东海之滨迁到祖国大西南。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则在上海沦陷时转入外国租界。1940年教育部决定在重庆成立交通大学分校，继续培养人才。复旦大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迁往重庆北碚，一部分留在上海市区租房复课。浙江大学自抗战开始，辗转迁移，最后到达遵义，两年多时间里五次迁移，跨越五省，行程两千多公里。中山大学由广州迁至广西龙洲、再迁至云南澄江，复课不久又迁至广东坪石。广东省立文理学院迁校次数最多，由广州迁至广西悟州，先后八次迁移，最后至广东罗定。武汉大学迁至四川乐山，厦门大学迁至福建长汀，湘雅医学院也曾两次迁移。华中大学是当时全国颇有影响的一所教会大学，1938年9月，被迫迁至桂林办学，随着日军侵略的扩张，桂林频频受到日机轰炸，华中大学迁离桂林，选择偏离城市的云南大理喜洲镇办学。至抗战第三年，因战争受到影响的教职员约1万余人，学生4万人以上。从沦陷区到达偏远的大西南，条条道路都要通过日占区才能到达，沿途日军残暴、飞机轰炸、盗匪横行、充满危险，加以交通不便，千里迢迢，要完成数万师生和家属以及若干万吨图书、仪器、设备的大迁移是极其艰难的。而在迁移中给中国高等学校造成的财产损失、经济浪费、人员伤亡更是难以估量。从此，成千上万师生被迫离开往日美丽宁静的校园，颠沛流离，辗转迁徙，开始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流亡办学。 二、日本帝国主义极力摧残中国高等教育的基础设施，严重破坏了高校的办学条件 日本帝国主义凭借其军事力量野蛮地侵占了中国各大学校园。悍然毁灭高等学府和教育设施的暴行在世界现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37年7月29日，日军连续两天用飞机大炮对南开大学实行狂轰滥炸，之后又纵火焚烧，日军损毁教学楼、图书馆及师生住宅37栋，中文图书10万册，西文图书4.5万册及大量珍贵的成套期刊，“南开大学财物损毁按战前价值统计达663万余元”。[①]洗劫一空的校园沦为日军医院和军马牧场。清华大学被日军破坏的家具，设备达90%以上，图书两次遭难。1937年日军侵驻清华园后，把未及运走的图书约20余万册劫夺一空，另一次是1935年运存汉口继又转运重庆北碚的图书仪器400余箱，在敌机轰炸中，损失严重，“被炸毁图书计有中文书5838种，10660册，西文书3288册，期刊97种。”[②]日军占领清华园8年之久，先是驻扎军队，曾调驻过三批人马，最多时达1万多人，后改成伤兵医院，学校遭受严重破坏。北京大学的图书、仪器和校具大量被毁，原来北大丰富的藏书几乎全部陷入敌手，红楼一度成了敌寇宪兵队队部，地下室被用作囚禁迫害爱国人士的地方。复旦大学巍巍校舍沦于敌手，经营30年的学校毁于一旦，校园到处断垣残壁，学校内外尽成废墟，无瓦全可言。1937年11月，日本宪兵队在交通大学设立“宪兵队徐家汇分驻所”，该校徐家汇校舍和未迁出的设备，家具等校产全部落入日本人之手，次年，日寇摘下交通大学校牌，改挂“东亚同文书院”布招。厦门大学被日毁坏校舍26000多平方米，造价按战前银元计算，共48万多元，此外“仪器、家具、图书、标本等损失约值78万元，相当于私立时期三年的经常费”。[③]1938年1月，日寇50多人用煤油纵火烧毁浙江大学，该校图书全部被日损毁。1939年2月，日本出动18架飞机轰炸宜山，浙江大学学生宿舍和教学区中弹118枚之多，学校房屋毁坏严重，损失校产约3万元。武汉大学珞珈山校舍被日军侵占作为司令部，学校西迁途中，图书、仪器设备在宜昌、万县两地被日机炸毁，迁至乐山后又遭日机轰炸，加上1940年3月存放汉口特二区英商怡和栈房的图书、仪器设备被日寇派来海军士兵数人，苦力60余人，载重汽车20余辆，将栈房前后门堵住，尽载所有财物而去，武汉大学存汉物质被掠夺。以上总计损失图书达5万余册，到1940年4月，全校图书只剩下近10万册，“武汉大学各类仪器设备在迁校前已蔚为大观，总价值76万元以上”[④]，在连遭四次严重轰炸、抢劫后，受到极大破坏。武昌私立中华大学被迫迁至宜昌再迁重庆，几遭轰炸，图书、家具荡然无存。湖南大学遭轰炸时，日本动用27架飞机分三队侵入长沙岳麓山上空，密集投弹数十枚，其中有许多是燃烧弹，致使湖南大学图书馆全部被炸毁，科学馆被炸毁三分之二，学校宿舍被炸毁三栋，全校精华付之一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