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当代意大利著名学者阿甘本是享有世界声誉的思想家，其生命政治哲学继承了福柯、阿伦特等思想家的生命政治思想，并与海德格尔、本雅明等人的思想相融合，在当代西方思想世界受到广泛的重视，并受到拉克劳、齐泽克、巴特勒和巴迪欧等当代著名思想家的赞誉。但是，对于我国学术界而言，阿甘本的思想还远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我国学术界对阿甘本的理解也还远未达到应有的研究探讨的层次，更不能与当代中国的现实产生共振。本文对阿甘本生命政治思想的探究从阿甘本对神圣人与例外状态的论述出发，力求阐明阿甘本的神圣人概念和例外状态概念之间的关联，并初步探讨走出阿甘本提出的现代生命政治困局的路径。 一、生命的政治化与赤裸生命 众所周知，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指出了人是政治动物这个命题。但是，在阿甘本看来，只有到了近代，生命才真正被政治化了，而现代民主和极权主义都是生命政治化的形式。因此，当代政治的根本形式就是生命政治。阿甘本梳理了生命政治的两个主要理论资源，一个是福柯的生命政治，一个是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批判。福柯开启了对生命政治的研究，但福柯的研究并未与现代的极权主义联系起来，因此，福柯对生命政治的研究仅仅是一个开端，而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批判特别是对集中营的分析，补充了福柯的不足。可以说，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就是把福柯和阿伦特的研究用自己的方式连接起来，从而提出一种对当代极权主义政治和当代民主的批判理论。阿甘本创造性地将福柯和阿伦特的理论联系起来的一个主要的理论工具或者说一个核心性的概念就是“神圣人”，或者说“神圣生命”或“赤裸生命”。阿甘本写道：“赤裸生命或神圣生命的概念是聚焦的透镜——通过它们，我们应该尝试把两位思想家的观点聚焦起来，在赤裸生命的概念中，政治与生命的交织已变得如此紧密，以至于无法容易地进行分析。”(阿甘本，2016：164-165)这说明，赤裸生命的概念构成了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的出发点和核心。 人的生命成为赤裸生命，人成为神圣人，这个过程阿甘本称之为生命的政治化。阿甘本指出，卡尔·洛维特是第一个把极权主义国家的基本特性定义为“生命的政治化的人”。(参见阿甘本，2016：165)但是，阿甘本认为，与洛维特所认为的不同，生命的政治化并不是在现代的某一时刻所发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他写道：“赋予神圣人以其生命的生命政治之河流，在它猛然于20世纪显现之前，乃是以一股连绵不绝之暗流的形态涌进。”(阿甘本，2016：166)生命的政治化的根本在于，作为一个个体的生命，在从权力中脱离出来寻求自由的过程中，并没有脱离权力的制约，而是越来越被权力所绑定，陷入权力的怪圈之中。这样的生命就像陷入了泥潭一样，越是寻求对权力的超越，越是被权力所束缚。阿甘本写道：“这几乎就像从某一点开始，每一决定性的政治事件都具有两面性：个体在它们与中央权力的冲突中赢得诸种空间、自由和权力的同时，总是又准备好默默地但越来越多地把个体生命刻写入国家秩序中，从而为那个体想使自己从它手中解放出来的至高权力提供了一个新的且更加可怕的基础。”(阿甘本，2016：166)阿甘本认为，这样的个体就是一个赤裸生命，而赤裸生命就是现代以来的政治的主体。一旦个体转化为赤裸生命，那么传统的政治两分法就不再适用，或者说，政治就滑向了一个晦暗的无法区分的领域。“一旦它们的基本参照物变成赤裸生命，诸种传统的政治区分(诸如右翼与左翼、自由主语与极权主义、私与公)就失去了它们的明确性和可理解性，从而进入了一个无区分地带。”(阿甘本，2016：164-165)生命的政治化就是赤裸生命的诞生，而赤裸生命一旦成为政治的主体，那么政治就成为一个晦暗的领域，一个难以进行明确说明的领域，一个悖论性的领域。在这里壁垒分明的传统政治学不再起作用了。 阿甘本认为，传统政治学转向生命政治，生命转向赤裸生命在现代政治学发展史上具有一个确切的发生点，正是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赤裸生命的诞生。这就是1679年的人身保护状。阿甘本认为，在这个文件中，人的生命不再是被视作生活的生命，而是生命，即纯粹的动物性的生命，而处于这个文件核心的是身体，而不是臣民或公民。“重要的是，处于其核心的既不是诸种封建性关系下的旧臣民，也不是未来的公民，而是一个纯粹的、简单的身体。”(阿甘本，2016：168)不同于传统社会中将人作为一个社会个体来看待，现代民主的主体是身体，也就是说，现代民主是通过对人们的身体的控制来实施的。这个身体就是赤裸生命的载体，通过对身体的宰制，生命变成了赤裸生命。因此，在现代社会中，身体是一种双重意义的存在，“身体是一个双面性的存在：既是向至高权力屈服的载体，又是诸种个人自由的载体。”(阿甘本，2016：170)但是，可以看出，阿甘本所强调的并不是身体的自由，而是身体对至高权力的屈服，即身体是被宰制的。 神圣人和赤裸生命是生命政治化的结果，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产物。如何理解神圣人和赤裸生命的意义？神圣人是在古罗马法中出现的一个形象，神圣人实际上就是一种罪犯，他由于犯下了某种罪行，因此即使被人杀死，杀人者也不会受到惩罚，同时，神圣人也不能被祭祀。这就是对神圣人的基本界定，即，神圣人具有“杀死他而不会受到惩罚”和“禁止祭祀他”这两个基本特点。(阿甘本，2016：104)阿甘本认为，神圣人的这两个貌似矛盾的特点在同一个个体上的并存，实际上指向了一个神圣领域，这个领域是某种晦暗的、交叉性的领域，这就是阿甘本所说的“神圣之域”。 阿甘本认为，神圣之域是一个含混性的领域，而神圣之域的含混性来源于神圣之物的含混性。阿甘本考察了神圣一词的词源学，指出神圣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含混性。神圣之域的含混性是社会学领域的一个重要主题。阿甘本写道：“我们或可暂时把这个神话主题看成为‘神圣之域的含混性理论’，它最初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人类学中成型，并立刻传入法国社会学。”(阿甘本，2016：106)神圣之域的含混性来源于神圣概念的含混性，而神圣概念的含混性又来源于它是一个被禁止的领域，被禁止的领域既不是世俗的领域，也不是神的领域，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某种无人之域，一种晦暗的中间地带。神圣人就是处于这样一个神圣之域的人，因此，神圣人也具有含混性的特征。正如前面所说的，神圣人的含混性特征就体现在，他可以被杀死而不受惩罚，且不能被祭祀。这就是说，杀死他是合理合法的，因为他被排除在人的世俗领域之外，而他不能被祭祀，因为被祭祀意味着可以进入属神的领域，而神圣人是不允许进入属神的领域的。因此，神圣人被双重排除了，既不能属人，亦不能属神。正如阿甘本所说：“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神圣性(sacratio)呈现出一种双重例外的形式，既被排除在人间法之外，又被排除在神法之外，既被排除在俗世领域之外，又被排除在宗教领域之外。这一双重例外所构成的拓扑学结构，是一个双重排除和双重获取的结构，不单单只是呈现了与至高例外的结构相类似。”(阿甘本，2016：116-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