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小说界革命”自梁启超创办《新小说》，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后，一时“群山响应”①，从而使“新小说”的撰、译在短短一两年间迅速达于高潮。但是此后小说的发展并未沿此轨道运行下去，而是发生了新的转变。以往学界从不同层面与角度对此作了种种概括，或称之为“小说界革命”的“消歇”“倒退”，或称之为由政治回归文学本位的“转向”，当然也有称之为向传统创造性“回转”的，等等。同时，他们也根据自己的概括对其原因进行了相应的阐释，诸如政治、经济及小说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与运行机制等，应该说这些研究对认识“小说界革命”之后的转变及其成因都是极有意义的。但是这些观点又或多或少存在一定普泛性的缺陷，无法解释这一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独特小说史现象，如本土创作小说与外来翻译小说的比例为何在1907年前后出现逆转、小说的文言化何以逐渐严重等。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不管有多少种理由与推动因素，最终都要落实到小说自身尤其是创作层面，其创作理念才是其小说革新的关键所在，对此他自己表述得很清楚，那就是以“新小说之意境”入“旧小说之体裁”②，“新意境”指的是新思想、新知识及新事物，这自然是师法西方，所以这种创作理念就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达到中西融合的理想境地，其本质实际关涉的是“新”与“旧”或中与西如何融汇转化的问题。由于长期以来，学界在考察晚清“小说界革命”时，一直注重其“新”(或西化)的一面，而忽略了新小说家对“旧”(或中)的坚守，这两种趋向均与其时的社会思潮存在密切关系。正如研究者所熟知的那样，前者的动力主要来源于积极倡导启蒙革新的欧化思潮，而后者虽偶有人提及，但往往将其视为负面影响，而未予足够重视，此即与前者同等重要的国粹主义思潮。欧化与国粹主义是晚清最重要的两大社会思潮，自甲午战争以后欧化思潮抬头，国粹主义亦随之跟进，在最后的十几年间可谓此消彼长，表现于小说便自然出现了类似的变化。因此本文尝试从后者出发，对晚清“小说界革命”的转向问题进行一番新的探讨。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转向”主要指由此前的趋同西方到回西向中的位移，不过这不是向传统的彻底回归，而是在融西的前提下以中为主导向正统文学靠拢——入主文学主流，与学界固有的概括或用法可能有所不同。 晚清国粹主义思潮的出现始初是受到日本的影响，甲午一役诚如梁启超所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③，改革的呼声因之空前高涨，日本明治维新学习西方的成功遂成为清政府新一轮改革师法的重点，一时负笈东渡游学与考察的中土人士接踵而往。而19世纪末的日本又恰是国粹主义盛行的时代，因此此种社会思潮也随之很快传入中国。日本国粹主义思潮的产生源于民众对“鹿鸣馆时代”极端欧化主义的批判，重在宣扬日本的传统文化，④而此时中国尚处于“西学启蒙不够”与“中学批判不力”⑤阶段。因此晚清国粹主义是超前出现的，这就决定了其目的不是对现行欧化主义泛滥的纠偏，而是一种预防，以使晚清的政治与文化变革趋于中西调和的理想境地。光绪三十四年(1908)贵州巡抚庞鸿书《奏开办存古学堂折》就说：“嗣以海禁大开，各国译书运入内地，学者由是悟道器之分途，思中西之合辙。”⑥稍后的《广东提学使开办存古学堂招考示》于此则更趋理想化，他们的设想是“欧化东渐，圣道西行，合一炉而冶”⑦。这种变革思路毕竟是理想，一旦付诸实践，却往往陷入庞鸿书奏折所描述的两难境地，即“始则虑儒士过于拘执，抱残守缺，进以新理，扞格不通，故宜力主开通，效他人之长，以救末流之弊，继则虑少年侈于夸大，标新立异，叩以旧学，冥然罔觉，故当设法保守，昭先贤之绪，以防蔑古之讥”⑧。这就注定了实践中的欧化与国粹主义不是平衡发展，而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所以，当晚清欧化在戊戌变法与庚子事变后新政的推动下，处于高涨期时，国粹主义实际也在迅速滋长。光绪三十一年(1905)初，邓实、黄节等人即悚于“海通以来，泰西学术输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绝一线，无识陋儒，或扬西抑中，视旧籍如苴土”⑨，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这是民间自发成立的以“研求国学，保存国粹”⑩为宗旨的组织，其机关报《国粹学报》也同时创刊，以此为阵地，该会汇聚了一大批知识精英，其著者有章太炎、刘师培等，他们对国粹的发明与宣扬对此后的思想言论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与此同时，清政府出于应对危局的需要，也开始全面推行新政改革，其中一项重要措施便是变科举兴学堂。科举本是维系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此举无疑会危及国学的传承，因此清政府在光绪三十年(1904)颁布的《新定学务纲要》中明确将“保存国粹”写入其中，要求“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并称“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且必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精理。文学既废，则经籍无人能读矣。外国学堂最重保存国粹，此即保存国粹之一大端”。(11)随着次年科举的彻底停废，保存国粹的呼声更为高涨，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之洞著《保存国粹疏》流行海内，该疏鉴于学堂新进之士，喜新忘本，至有议请罢废“四书”“五经”者，提倡创立存古学堂以“保存国粹”(12)，从而达到维持世道人心与王朝统治的目的。在他的倡导下，各地督抚纷纷响应。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始初倡导欧化的趋新之士，一边在鼓吹输入西学，而同时亦在提醒国人应注意保存国粹。光绪二十八年(1902)底，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清议报》，该报的四大宗旨之一便是“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13)，而此似还不足尽其申张国粹主义之意，更欲拟办《国学报》，谓“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14)。同时期思想更为激进的留日学生，其所持思想亦与梁启超大体相当，光绪二十九年(1903)创刊的《浙江潮》发表了一篇社说《国魂篇》，其中说：“一国国政之进运也，恒不外二大主义之冲突调和而后成，所谓两大主义者何?曰：世界主义、国粹主义而已。”(15)欧化与国粹既被同等看待，那么一旦当欧化的流弊超过预期时，国粹主义自然就很容易抬头，从而压过欧化而居于他们思想的主导，晚清早期鼓吹欧化的趋新之士，愈到后期反而愈倡导国粹，其因即在于此。郑师渠就说：“我们注意到，迄1904年底前，邓实等人也都曾是热情奔放的‘欧化’论者，津津乐道的是‘移欧花，食欧果，以金碧庄严我东亚之世界’，而于欧化与传统的关系，无所措意。”(16)郑师渠针对的还主要是晚清国粹主义思潮的领军人物，其情况尚且如此，其他就更可想见，因此可以说这一观察在晚清是极具普遍性的。 正是在上述诸种因素的推动下，晚清后期的国粹主义思潮反呈压倒欧化主义之势，其盛行诚如署名“反者”所言：“近数年来，中国之号称识者，动则称国粹。环海内外，新刊之报章书籍，或曰保存国粹，或曰发挥国粹，甚者则曰国粹之不讲则中国其真不可救药。”(17)这一社会思潮的逆转自然会对刚刚兴起的以师法西方为主的晚清“小说界革命”产生相应的反作用力，促使其运行方向发生转变。当然这里虽如此言说，并不是说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是截然对立的，事实上国粹主义不仅不排斥欧化，甚至还积极提倡欧化，二者在趋新方面有许多共同处，比如倡导文明开化与科学主义，以及运用俗语进行通俗教育等，二者的冲突主要体现在道德伦理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与文学艺术等方面。这就是说国粹主义本身也有新的成分，它与欧化主义的博弈形成新的合力，构成了晚清后期小说发展演变的新动力。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对这一新的小说驱动力形成的梳理与考察，来解读晚清“小说界革命”之后的转向问题，与此前仅仅将国粹主义视为负面因素具有根本之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