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以科举取士，正科之外，作为特科的博学鸿词科亦数度举行，康熙十八年(1679)与乾隆元年(1736)的两次特科均以得人称盛。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第三次诏举博学鸿词科，《清史稿》对此事载录如下： 三十四年，御史俾寿请特开制科，政务处大臣议以“孝廉方正、直言极谏两科，皆无实际。惟博学鸿词科，康熙、乾隆间两次举行，得人称盛。际兹文学渐微，保存国粹，实为今日急务。应下学部议”。时方诏各省征召耆儒硕彦，湖南举人王闿运被荐，授翰林检讨。两江、安徽相继荐举王耕心、孙葆田、程朝仪、吴传绮、姚永朴、姚永概、冯澄等。部议以诸人覃研经史，合于词科之选，俟章程议定，陈请举行。未几，德宗崩，遂寝。① 此次特科未能举行，故知之者不多，研究者亦寥寥，远不及康熙、乾隆两朝“博鸿”之声名赫赫。事实上，《清史稿》所云此事因光绪皇帝驾崩而中辍并不准确，因为在此之后仍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筹备，最终才因种种缘故被迫中止。这次中途夭折的博学鸿词科在以引进西学为中心的晚清文教改革过程中显得异常突出，称得上是传统“文学”在新旧交变困境中力图振作的最后努力，其本身便彰显了重要的文化史意义。 一、开“特科”以求材的时代背景 康、乾两次博学鸿词科的成就一直为后世津津乐道，成为以“特科”的方式破格求材的范例。盛世求材固为润色宏业，而当晚清社会危机加深之际，对卓异人材的需求更带有拯危济困的希冀。早在光绪二十年三月十一日，《沪报》上便登载《拟请重开博学鸿词科以甄拔通儒，复设观风整俗使以捍卫圣道议》一文，建议诏举博学鸿词科以求人材，“俾之各尽所长，实足救时文试帖之弊”②。后数年煊赫登场的“经济特科”，同样也是号称“仿博学鸿词之例”，以求取“志虑忠纯、规模宏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③。 真正使博学鸿词科进入操作层面的是掌云南道御史俾寿，其于光绪三十四年所上《请开特科片》云： 刻值破格求材之际，山林隐逸不乏硕学通儒，而学堂造就人材又需时日，奴才愚昧之见，可否请旨饬下会议政务处大臣，会同礼部、学部核议，上法圣祖、高宗遗意，特举制科，考以经史、时务及各项专门科学，则非常之士，闻风兴起。其设科之名，或称博学鸿词，或称孝廉方正，或称直言极谏，应由部臣临时请旨定夺，庶贤材无沉抑之患，既可辅学堂之所不逮，亦不致导空疏无用之讥。④ 考其语意，系因国家急需人材，而学堂一时不能造就，建议模仿康熙、乾隆时期两次开“特科”之举下诏求贤，可以理解为在国家教育体制之外访求贤能的权宜之计。因此，政务处会议认为： 孝廉方正，重在实行，非可求诸文字考试；直言极谏，贵乎因事纳规，若取之试场，则可以预先拟作，摭拾空言……似两科皆无甚实际。惟博学鸿词一科，我朝康熙、乾隆年间曾两次举行，试以经史、论策、诗赋，题义精实，文章宏伟，得人甚盛。且方今中国文学渐微，实有道丧文敝之忧，诸臣条陈议及此事者颇多，是保存国粹，实为今日急务。拟请饬下学部详加筹议，应如何分析学问门类，如何荐举召试、量才录用之处，奏明请旨遵行。⑤ 举行博学鸿词科得到了政府的允准。只是在政务处此片最后，特别注明：“惟此系专为提倡中国文学，各有取义，勿庸牵涉时务，以免混淆。”对照俾寿“考以经史、时务及各项专门科学”之语，是所请与所准有着不小的偏差，即俾寿原意为访求实际应用之人才，而政务处则置换掉其对“时务”的注重，将求贤的方向引向了较为务虚的“中国文学”。这种侧重点的变化一方面在使所试内容与博学鸿词科名实更加相符，另一方面将其定位为“保存国粹”，实也透露了政府对于设置“特科”更深层的用意。结合晚清文教转型的时代背景，对此可以有更容易的理解。 早在俾寿上奏的前三年，即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下诏罢废科举，专建学堂，其意乃在引入西学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然而此事的发展却大违初衷。1906年，学部奏请宣示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教育宗旨，就是察觉了“近世目论之士，袭泰西政教之皮毛者，甚欲举吾国固有彝伦而弃之，此非以图强，适以召乱耳”⑥的情况，欲对维持文化传统加以重申。然而此举收效甚微，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侵蚀并未得到遏制。西化的教育模式“可忧多于可喜，可危甚于可安，可以为者难于可以勿为”⑦，饱受时人诟病。更为严重的是，西学在教育体系内所占比重日增，“中学”则日渐式微，“学生所学，一以西人之学为宗旨”⑧，由此引发学界之中思想混乱，风潮暗涌，不仅有尽弃传统学术之势，甚至对当时的统治秩序也造成了威胁。这一状况引起了朝廷的不安，廷臣接连上奏整顿学务。如御史姚舒密谓：“今之士子瞀惑狂悖，背君亲，裂名教，甚至平等自由、革命流血，甘为邪党而不恤。请正学术以端士风。”⑨翰林院侍读周爰诹奏：“改科举为学堂，不足致乱，因废科举而并废圣贤之书，斯乱臣贼子接迹于天下。”⑩御史叶芾棠奏：“荒经蔑古，士风日嚣，请端学术以正人心。”(11)其集矢之点均在于学堂过度偏重西学，造成中国传统学术的衰微，进而导致士风浇薄、秩序混乱。 在对学堂办理不善的指责与质疑中，怀念甚至恢复科举的声音也开始出现。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中书黄运藩以“自古以来，拔取人才以科举得人为最盛，现在科举一停，天下士人失望，日久恐生乱端”(12)为由，请复科举。奉旨“学部议奏”(13)。令学部商议而非直接否决，这样的处理方式表明当权者在办学堂与复科举之间亦存犹豫态度，而这种动摇无疑会对请复科举一派形成鼓励。次日，便传出翰林学士恽毓鼎有拟请特开恩科之奏(14)。随后又有李有棻条陈学堂规复岁科试(15)。除李有棻所奏因与学务过于扞格而未予理睬外，恢复科举与办理学堂并行的建议却赢得了不少人的支持(16)。只是此议遭到张之洞与袁世凯两位军机大臣的反对(17)，张之洞更是宣布再有奏请复科举者，“即以莠言乱政例治罪”(18)，明确表示对恢复科举之议的否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