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周颐的《蕙风词话》曾被朱祖谋评为“自有词话以来，无此有功词学之作”①。作为况周颐最重要的词学范畴，“重拙大”说也因此广受时誉，备享尊荣。当陈廷焯因为早逝，致其“沉郁顿挫”词说的影响尚未形成恢弘的格局，而王国维的“境界”说又因其边缘身份而基本上处于被尘封状态之时，况周颐的词学则因其源流独具而蔚为正宗，并借诸朱祖谋的奖掖而驰誉南北。而今回看晚清民国词学，所谓边缘与中心的关系已不复存在，朱祖谋的评价也再无一言九鼎之力。而从词学谱系而言，朱祖谋与况周颐乃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们的词学又同出端木埰、王鹏运之门，那么这种同门师友间的极力赞赏具备多少学理性的内涵，自然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一、从边缘到中心：“重拙大”说与况周颐词学格局的变化 况周颐以“重拙大”说最为驰名。关于重拙大说的渊源，其《餐樱词自序》有云： 己丑薄游京师，与半塘共晨夕。半塘于词夙尚体格，于余词多所规诫，又以所刻宋元人词属为斠雠，余自是得窥词学门径。所谓“重拙大”，所谓“自然从追琢中出”，积心领神会之，而体格为之一变。半塘亟奖藉之，而其它无责焉。② 己丑乃光绪十五年(1889)，此序作于民国四年(1915)，是况周颐在受教“重拙大”之说二十六年后的追忆之言。按此自述，况周颐词学的大本大原应得益于同王鹏运在京师中书任上相共晨夕的一段时光。大概因为况周颐入京前所作词多流于侧艳，王鹏运遂以“体格”相规诫，而“重拙大”云云正是在“体格”之下的审美规范。王鹏运在传授“重拙大”词学观念的同时，也让况周颐通过校勘宋元人词，玩味名家名作，感悟词在体格上的“重拙大”意蕴。显然，王鹏运并非一时兴起，略作规诫，而是希望能在词学方向上对况周颐形成主导性影响。 从此序可知，况周颐是先有对王鹏运相关学说的受容，继而持此对前人作品进行玩味体认，然后尝试由此转变自己的词风，最后才依据王鹏运的规诫并结合自己的体悟，逐渐提炼为自成体系的重拙大说。而这一过程，前后居然跨越了三十多年。何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况周颐对此说一直言之恍惚呢?原因大概是从接受规诫到直观体认再到理论提炼，其间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理论的慧心与魄力，可能还不得不面临着与原奉词学观念之间的矛盾。只是到了晚年，况周颐才将其三十多年来对重拙大词风的追随化为比较明晰的理论感悟，并通过《蕙风词话》一书大体确定下来。 以上这一漫长的发展过程，学界尚未予以注意③，但其实这一异乎寻常的缓慢过程本身便能说明很多问题。验诸况周颐发表诸种词话的先后、对重拙大说的阐释程度及其在词话中结构地位的变化，自可略见端倪。况周颐的第一部词话《香海棠馆词话》在《大陆报》1904年第6-9号连载，列入“文苑”栏目末，在全部三十六则词话中，关于重拙大的条目主要集中在第7号开头前三则，即词话总第八、九、十则，第八则提出了作词“三要”，认为这是南宋人不可及处，第九则简释了“重”字，第十则引述了王鹏运关于宋人与清初词人“拙”的问题。其他三十三则的内容则散论作词、改词、读词以及若干词坛故事，与重拙大说基本无涉，其写作模式大体类似以资闲谈的早期诗话，显然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论核心。1908年，况周颐将《香海棠馆词话》易名《玉梅词话》，刊发于《国粹学报》时，依然任其散漫梓行，仅增补了“学填词，先学读词”一则④，而没有对重拙大说内涵进行补充或调整。所以，虽然早在1889年王鹏运即将重拙大说传授于况周颐，在此后近二十年中，况周颐或许在创作上多有贯彻重拙大之旨，但在理论上其实不遑细致探绎其内涵，更未曾以其为核心去建构体系、纵论词史。 这种对重拙大词说淡然处之的状况一直维持到1920年前后。1920年，况周颐的《餐樱庑词话》在《小说月报》连载⑤。《餐樱庑词话》本质上是一部以评述词人词史为核心的词话，虽然有关填词创作的素养、技巧、鉴赏也杂乎其中，但毕竟散置各处。如第一则论词境之深静，从第二则开始便是论周邦彦、谢希深词，以下则纵论历代词人。与重拙大直接相关的条目主要有三则：第二十二则以引述《香海棠馆词话》的方式揭出重拙大说，并以梦窗词为例说明沉着以厚为底蕴，而以致密为外象；第七十四则论凝重与神韵的关系；第一百一十五则论词学程序，并以“纯任自然，不假锤炼”释“沉着”⑥。在全部二百五十四则词话中，较为集中地论及重拙大说的仅有三则，而且在结构上彼此相隔甚远，显然尚缺乏自觉的理论建构意识，其所论也主要集中在“重”之一字而已。相比较《香海棠馆词话》的寥寥三十六则，《餐樱庑词话》的增幅堪称极大，但关于重拙大的内涵分析则基本维持原状，况周颐对重拙大说的长期冷漠甚至有意淡化隐然可见。 重拙大说走向真正成熟并成为况周颐词学的基石和核心，要到1924年，即况周颐整合排比诸种词话(含若干新写条目)、笔记⑦而成《蕙风词话》之时。《蕙风词话》乃是融合调整了《香海棠馆词话》《餐樱庑词话》等不同时期著述而成，带有“杂纂”的性质，《餐樱庑词话》是其蓝本所在⑧。从况周颐自身的角度来说，《蕙风词话》成，则其他词话大体可废。与此前诸种词话的杂乱结构不同，况周颐斟酌定稿的《蕙风词话》不再将词史梳理评点与词学思想随意组合，而是在五卷之中，用卷一来系统阐释理论，以立批评之基；卷二评骘从《花间集》到《覆瓿词》，涵盖唐宋词史；卷三评析金元词；卷四杂评宋金词史；卷五评说明清及域外词。有意味的是，在这五卷中，虽然从卷二到卷五大体按照时序评述词人词作，但中间的卷四仍显得杂乱无序；而卷五虽主要析论明清词，最后十则却是专谈词论的条目。《蕙风词话》虽经况周颐整合成稿，可见其建构体系之用心，但其体系性至少从结构上来说仍欠谨严周密⑨。 具体到重拙大说，《蕙风词话》则无疑开始彰显其特殊地位。首先，从结构上说，卷一第一、二则讨论“诗余”问题，这是切合词话之“词”字，乃是正名为先的意思。接着便是连续三则有关重拙大的条目，而此三则论词条目其实是从《香海棠馆词话》中移植过来的，除了第三则在述“作词三要”后，将《香海棠馆词话》原文“南宋人不可及处”改为“南渡诸贤不可及处在是”，其余文字悉依旧文⑩。将《香海棠馆词话》《餐樱庑词话》与《蕙风词话》三本对勘，会发现，在《香海棠馆词话》中首度述及的三则直接有关重拙大的词话，在《餐樱庑词话》中被压缩为一则(11)，而在《蕙风词话》中再次变为连续的三则。虽然卷一所述词论非“重拙大”三字可限，但其既位居词体正名之后，则其在诸说中的主体地位仍然可见。其次，从内涵而言，况周颐的解说虽仍不免分散，如被《餐樱庑词话》压缩的一则关于重拙大的论述中有关吴文英词“沉着”的部分文字，在《蕙风词话》中被调整到卷二论吴文英部分(12)。但综览《蕙风词话》，况周颐实际上在引出相关范畴并简单陈述其内涵后，主要通过对作品的点评将其内涵分散地抉发出来。也许从理论形态上来说，这种以零星的评论散点表述理论内涵，在体系的结构呈现上会显得不足。但通过细心地搜罗爬梳和对勘，仍可见其大体自足的理论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