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台阁文学中，到处充满着快乐精神的传达和塑造，形成突出的快乐主题。为表达这种快乐的情感，他们遵循着共有的图景式表达模式，在感念皇恩与歌颂盛世之中，实践着快乐生活，并建构出一整套的士大夫快乐生活方式。同时，他们也将笔触伸向民间社会，描绘出乡绅的快乐生活景象。从上到下，从内到外，处处洋溢着快乐精神，充溢着快乐图景。为了呈现这一快乐图景，他们调动相应的文学修辞手法，如描写、消弭紧张、虚拟、对比、遮饰等，不断加强着对快乐的表达。在其背后，一种弥散于社会文化中的“抒情文化”，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时代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作用下，台阁文学的一些特质才能够得到解释。 一、台阁文学中的快乐主题 杜维运说：“忧患是与历史俱来的，历史掀起处，忧患即丛生。”①但生命是顽强的，人必须在丛生的忧患之中寻找快乐，不仅在物质上，也是在精神上支撑起生命的枝干。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快乐与生命同在，只要有生命的存在，就有对快乐的追求。潘恩《重刻洞庭集序》指出文学表现大体“不出忧乐二端”②。欢愉是生命的普遍存在，宋讷《一乐堂诗序》说：“乐之在天下，未尝啬于人也。”③赵谦也说：“天地间有真可乐，人不知也。”④但“乐”秉天地自然之气，须自然得之，任何人工巧伪都无法得到，故人之于乐常不能知，不能得。由乐的自然性和普遍性，更进一步，人们将“乐”上升到本体地位，理学家讲“孔颜乐处”“吾与点也”，都具有本体性质。心学也讲“乐”，更强调自我体验，故王畿说：“乐是心之本体，本是活泼，本是洒脱，本无挂碍系缚。”⑤“乐”不仅是一种生命存在和精神境界，更具有社会性和现实性，是任何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和发展目标。孟子基于王道理想提出“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⑥，确立了儒家关于快乐和幸福的基本思想内涵。关于“乐生”，董仲舒《春秋繁露》也有详尽论述，主张实行王道，不夺民时，使民亲亲而尊尊，家给人足，自然能够上应天意，元气和顺，奉祀以时，最后可以封于泰山⑦。由这种王道理想出发，后世中国文学特别是代表官方立场的文学集团设计出了一套盛世模式，即在思想一统的时代，政治和谐敦诚，民风朴实，社会和乐安宁，在严密的等级秩序中，人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任何社会都要设计出社会的现实和未来图景，以满足人们的生活和情感需求。图景不等于现实，但可以通过文学的描绘、抒写、渲染来加强现场感，制造出快乐景象。这些图景有些是写实的，具体可感，但又往往是模糊的、虚幻的。现实与未来可能的图景设计合为一体，甚至逐渐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现实。这样，快乐图景成为社会和谐的表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和谐制造器”的功用。 在台阁文学中，快乐无处不在，无往而不得，王达在《闲适轩记》中曾这样描述： 古之有道者，无往而不乐，贫亦乐，富亦乐，穷通亦乐，生死亦乐，凡其目之所系，躬之所接，情之所至，无不合之于心而得之于乐，然其所谓乐者非世俗之所谓乐也。盖其识见之深，志虑之洁，胸中廓然无一物为之滞。天之下，地之上，山川也，草木也，虫鱼也，琴瑟之与钟彝也，文章之与翰墨也，得一物皆足以寓意于其间。荣启期之带索，原宪之桑枢，北宫子衣短褐而有狐貉之温，夫岂以外物可以挠其中哉!彼功名非不可也，富贵非不可也，顾身外物耳。世之人心得其所得而后乐，至于终身疲苶而终不可得，生有殊戚，死有余憾，虚生于天地之间而无一日之乐，诚可闵也，诚可哀也。所谓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也。⑧ 快乐的反面不是“忧患”而是“世之人”对功名富贵的追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愁思穷苦、忧思感愤之言自然没有表达的空间，有关穷而后工的论述明显少了，甚至受到明确的排斥。练子宁在《李彦澄诗序》中写道：“文者，多愤世无聊而将以传诸其后者也。……虽然，古之公卿大夫于化成俗美，无以发其至治之盛，则往往作为声诗，奏之朝廷，荐之郊庙，颂圣神之丕绩，扬礼乐之弘休，使圣君贤臣功德炳然照耀于千载之上。则文章者固可以少欤?又何必区区穷愁之余而侈文字之工也?”⑨柯潜《春闱唱和诗序》中亦表示不屑以哀怨等负面情绪入诗：“诗者，心之声也，必其心无愧怍，则形于诗皆敦厚和平、悠扬广大之音；而传之于后，足以见君子群居有从容道谊之乐，为可慕也。否则，为委靡，为哀怨，甚而流于肆以哇，皆适为讥笑之资，虽传无益，而况未必传耶。”⑩快乐的力量是巨大的，凭借占据主流位置的话语权力，自然地剥夺了穷愁不平的情感表达。台阁文学时期，“穷而后工”的文学命题转化成“鸣国家之盛”，王直《建安杨公文集序》云： 国朝既定海宇，万邦协和，地平天成，阴阳顺序，纯厚清淑之气钟美而为人，于是英伟豪杰之士相继而出，既以其学赞经纶，兴事功，而致雍熙之治矣。复发为文章，敷阐洪猷，藻饰治具，以鸣太平之盛。自洪武至永乐，盖文明极盛之时也。(11) 公卿大夫的鸣盛文学占据了文学话语，穷而后工论退至台后，几乎消失。即使有所不平，也被轻易地解构，如刘球《听其自然说》所言：“凡出于天而不可移于人者，皆所谓自然之分也。惟其分系于天，不系于人，故人有厌贫贱而不可以力去，慕富贵而不可以幸取，何莫非出于自然者为之哉!必俯焉听之于天，付之于自然而后可。”(12)这些主张既符合理学居敬持诚的理念，也合乎盛世社会的国家要求，激愤感慨的不平被完全打磨掉，就忧乐二端而言，就只剩下快乐了。而这正是台阁文学的基本特征，晚明沈懋孝《凤池鸿笔序》亦谈到：“自与外间文体悬别。……盖廓庙耆硕，自有大体，关诸世道，以辅上德，一切驰骤虚靡，纵横出入，感慨不平之气无所用之矣。”(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