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7)06-0093-04 明代的《诗经》学是一个嬗变的过程，明初的《诗经》学主要尊朱熹《诗集传》，尤其是永乐二十年《诗经大全》的颁布，在官方认可了朱熹《诗集传》的地位。《诗经大全》依靠元代学者刘瑾的《诗传通释》改编而成，刘瑾学问渊源于朱熹，其《诗传通释》主要是对朱熹《诗集传》的进一步阐明。官方的态度更是推动了朱熹《诗》学的权威统治作用。 这个时期的《诗》学著作集中的特点是辅翼朱熹《诗集传》，较有代表性的有朱善的《诗解颐》、邵弁的《诗序解颐》。朱善字备万，号一斋，丰城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其《诗解颐》四卷时认为，此书完全是元人恪守朱熹《诗集传》的传统，然而在治学方面，又透露出元人务实的学风。邵弁字元伟，太仓州人。其《诗序解颐》一卷专门阐明朱熹《诗序辨说》的论述。 明初中原学者的《诗》学著作主要有：李贤的《读诗记》(佚)、《咏毛诗》(佚)、刘昂的《诗经直解》(佚)、许诰的《诗考》(佚)、李承恩的《诗大义》(佚)、高尚贤的《诗经摘玉》(佚)。中原学者在这个时期的《诗》学著作今虽不传，但通过梳理学者文集尚可整理出一些他们的《诗》学态度及方法。李贤字原德，河南邓州人。著有《读诗记》(佚)、《咏毛诗》(佚)。据李贤《古穰集》载《咏毛诗》自序曰：“近看《诗经》文公《集传》诸儒论说解释，义理了然明白，一时读诵自觉通畅。”可知李贤在治《诗》学方面，亦是本于朱熹《诗集传》。 明中期，弘治、正德年间“前七子派”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号召，以复古为宗旨。其后又有“公安派”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号召，这种自由的文学观是受到了明中后期的社会思潮影响。整个文学风气的复古思潮对《诗》学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加之“朱熹《诗集传》，自南宋末叶至明代初期，经过众多诗家的发挥、阐述和订补，似已剩义无多，不可能再有多少新的作为了，于是治《诗》之家，遂转而上溯古义，复宗毛郑”[1](P426)，较早采用“汉学”研究《诗》学的有吕柟和袁仁。吕柟的《毛诗序说》主《小序》，所论皆以《序》言文本，不理会别家异同。袁仁的《毛诗或问》讥讽朱熹《诗集传》如盲人扪象，攻击朱熹不胜劳力，最终主《序》。其后，又有李先芳的《读诗私记》论《诗》主《毛诗传》《郑玄笺》；朱谋韦的《诗故》论《诗》采用《小序》首句，并参以考证；郝敬的《毛诗原解》论《诗》恪守《小序》而辩驳朱熹；何楷的《诗经世本古义》论《诗》主孟子“知人论世”之说，涉及名物训诂的地方则详细考证。这些学者在《诗》学方面采用“汉学”的方法研究，推动了明中期《诗》学研究的复古。另外姚舜牧的《诗经疑问》、陆化熙的《诗通》、贺贻孙的《诗触》等在解《诗》时杂采众家以成论说，这说明在复古思想的影响下，《诗》学的研究也已经追古，而重新审视朱熹的《诗集传》。 明中后期的中原学者解《诗》亦是主张恢复“汉学”以求正解。明中后期中原学者的《诗》学著作有：沈鲤的《毛诗折衷》(佚)、刘逴的《诗经效蜜录》(佚)、曹代萧的《诗经要旨》(佚)、李希召的《诗经元义》(佚)、王廷谏的《诗经捷解》(佚)、邱云程的《诗经醒心篇》(佚)、蔡毅中的《诗经辅传》(佚)、王逢元的《诗经题解》(佚)、陈耀文的《经典稽疑》、朱睦
的《五经稽疑》、安世凤的《诗批释》。中原学者《诗》学的群体特征是主《小序》但不泥于《小序》，重训诂，杂采众家学说。陈耀文治经属于经学复古一派，主于“汉学”而非程、朱，潜心训诂，其所考证材料翔实，结论也颇为中肯，《四库提要》评价其《经典稽疑》为：“盖耀文因当时帖括之士墨守方隅，稍为裒集异同，以存古义，而不必一一悉从其朔，故所采亦未尽精纯。然嘉、隆之间，心学盛而经学衰，耀文独能远讨遐搜，潜心训诂，亦可云空谷之足音矣。”[2]陈耀文治《诗》重考证，对《小序》虽时有辩驳，但大多数篇义还是采用《小序》解义，其学术观点主要辩驳朱熹《诗集传》。朱睦
的《诗》学研究亦是主张复古，其认为经学一秉宋儒，以至于古人解经的论述都不再传承，于是其访求海内通儒，以期望古人之学能流传于世，如李鼎诈《易解》、张洽《春秋传》有赖于朱睦
才得以流传。朱睦
在《五经稽疑》中采用“汉学”重训诂的治学方法，考证《序》之不当处，杂采众家。许诰治经亦主张“辩诸儒以求道惑”。李承恩的《诗大义》(佚)孙奇逢《中州人物考》卷一评价曰：“辨析精当，多先儒所未发，谓圣人之微言莫大于经，而穿凿好异者失之。”这个时期的中原《诗》学研究虽主张恢复“汉学”，但并不拘泥于汉儒经解，对《小序》有采用有舍弃，而对先儒诸家学说，则杂采汉宋，没有专门主一家之说，这点与朱谋
、郝敬、何楷等人的治《诗》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