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8)01-0146-09 文献批判有相当悠久的传统，人们一般皆溯至代表19世纪西方历史学主流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史学，肯定其“用文献学技术处理历史资料，是一项重大的突破”[1]20，历史遂而成为一门科学。其引入中国，早在西学东渐的晚清民国初，伴随着近现代人文学术的建立。胡适是先行者，在其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导言”中，有对法国朗格诺瓦(C.V.Langlois)、瑟诺博司(Ch.Seignobos)这两位兰克弟子合著《史学原论》的推介、借鉴，从而系统提出史学研究的目的及史料审定与整理之法。[2]3-33①胡适留美日记1915年3月29日所记，尚留下其在美所习相关知识之一鳞半爪②： 吾国人读书无历史观念，无批评指责之眼光。千百年来，其真足称“高级考据家”者(西方考据之学约有二端：其寻章摘句，校讹补缺者，曰校勘家[Textual Criticism]；其发奸摘状，定作者姓氏，及著书年月，论书之真伪，文中窜易者，谓之“高等考据家”[Higher Criticism])，唯柳子厚一人耳。[3]198 这显示其对文献批判的理解，并进入中西考据学比较的框架。 如胡适所述，文献批判共有两端构成：Textual Criticism(亦即西人所谓Lower criticism)，大抵可与我国传统校勘学、训诂学相对接，无论“寻章摘句”、“校讹补缺”，事关文本之准确还原。而所谓higher criticism，则包括对于作者及其所写文字乃至意图的判定，需要考订作者的生平、家世，著作的成书时间，在生产、流通过程中发生的真伪、窜易等问题，显然已非文本本身所可范围，而试图还原至其背后特定的历史语境。 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学又经历了从年鉴学派一直到后现代史学的重大发展演变，对于传统历史编纂学及其历史观念不断有所挑战、有所超越，在对史学目标及手段不断反省的同时，于作为证据的各类文献资料的审鉴，又有了新的认识与要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及其影响下，我们看到，近年来，在中古文史学界，文献批判问题重又受到关注，显示的正是某种方法论上的自觉。他们主要借助于高级批判，或梳理不同时代文献于同一对象的相关记载，或重新勘问一代专类文献的构造，或整体上比较同类别一组文献的性质、结构，总之重视不同系统的异文，藉考察文献的生成过程及历史语境，重新获得对于文本的理解。③由此联想到浩如烟海的近世文献，作为存世的史料固然足够丰赡，然与之俱来的文本数量之难以穷尽，形态之错综复杂，同一研究对象信息的多歧甚或对立等，或令如何搜辑、甄辨、使用史料的问题更为突出。而从学术规范的角度考虑，我们一方面当然首先需要建立处理文献的方法与原则；另一方面，更应该始终意识到历史研究的目标，在将考察深入对象文本在特定历史语境的本来面目与意涵的同时，根据事实来验证所建方法与原则的有效性，这便是文献批判赋予我们的任务。 1928年，郭绍虞先生在燕京大学开设“文学批评史”的本科课程，标明“本课以自上古至宋元为文学批评萌芽期，自明至近代为文学批评发达期，注重在历史的叙述，说明其因果变迁关系”[4]80，其同时在清华大学兼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说明全然相同。作为正式以“文学批评史”命名的学科，此际对于该领域的建构显然已非将西方文学批评观念与我国传统“诗文评”作简单对接，而是开始有比较完整的对于历史编纂学的认知。亦正因为如此，郭先生以明代为始端划分的“文学批评发达期”自有其学术依据与理路，可谓发现了近世与近代文学批评接榫的“向量”。尽管日后他于批评史分期有所调整，然于明代文学批评在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独特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并无多大改变。即从文献的存量来说，明清至近代的文学批评文本亦确与之前的时代有相当显著的差别。 要展开文献批判，从较为主要的方面来说，首先须以特定文献或史料之整体为对象，厘清其体类、性质及其源流正变，从而有的放矢，更为精准地剖析论证。因此，本文就明代诗话等诗学文献展开讨论，应是合适的范围与角度。 在传统四部之学的格局中，主要列入“文史”或“诗文评”类的诗学文献与经史典籍相比，自然因其非正典性而位居价值序列的低段位，即便在明清公私藏书目录中已稳固其专属类别，却仍可以说处于“集部的尾巴”[5]543，其专门论艺之学的性质属于“小道”。当然，就每种著述个体而言，官方意识形态所设定实现其价值的目标仍在于“阐圣学明王道”[6]19，具体即以“阐诗教”为尚。故如瞿佑《归田诗话》“自序”即标榜“因笔录其有关于诗道者”[7]3，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给予宋人诗话否定性评价，亦着墨于此：“然率多纪事，间杂他议论，无益诗道。”[7]3923这可以说是由文学自身的特殊性决定的，也是道器体用之间的关系体现。 就明代诗学文献的构造而言，其内部尚有多种形态，情况较为复杂，承前代之沿革，至少有诗格、诗法、诗评、诗话等诸多样式，然总体上仍可大致归纳出相互间共有的特征。 一是编纂结构上的丛杂性：集部文献本不同于经史类“成一家之言”的专书，如焦循所认识的：“集者，经史之杂，而九流、诗赋之变也。经生说经，史臣著史，各有专书矣。”[8]卷一六《钞王筑夫异香集序》作为“诗文评”类的诗学著作，往往更是一种经验批评的杂录，除了复古派诗论如《诗薮》《诗源辩体》等着力仿效《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严羽诗学著作，以“成一家之言”为目标而力求具备较为精严的诗论体系外，其他无论是指示诗歌作法门径的诗格、诗法著作，教人赏鉴的诗评著作，抑或“率多纪事，间杂他议论”的诗话著作，皆大抵以类似札记、随笔的条目形式汇辑而成。其中诗话产生之初与笔记小说在体制上的密切关系及其自身影响的不断扩展，是造成此类诗学文献共享其构成方式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