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18)02-0083-14 改革开放以来，考古学不断给我们带来新资料。从事先秦两汉文史研究的学者，身处这“大发现”的时代十分幸运。李学勤指出：“重大的考古发现应当对人们认识古代历史文化起重要影响，改变大家心目中一个时代、一种文化以至一个民族的历史面貌。”①事实确实如此，仅以考古发现对先秦两汉文献与文学研究而言，其影响已表现得十分深刻。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献表明，中国古代文体学需要重新估价，建构中国文体学理论体系的时代已经到来。 一、考古发现与中国古代文体的新认识 文体的多样化是艺术繁荣的具体表现。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文体从周秦汉开始，随时代的发展由少至多，唐宋以后进入繁荣发展期。文学史教材大多是综合专家研究成果，然后对各种文体的产生时代及其特征进行基本介绍与分析。例如，关于先秦文学，有“神话的起源”“楚辞的名称和来源”等章节；关于秦汉文学，有“汉赋的兴起和演变”“五言诗的起源”等章节。以下试以这些文学史教材通用观点为背景，讨论考古发现对古代文体提供了哪些新认识。 (一)“志怪小说”在先秦已产生 传统文学史教材认为，中国的志怪小说产生于魏晋南北朝，产生的背景是秦汉以来的神仙之说与东汉以来佛教的传入。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即谓：“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有文人的作品，如张华的《博物志》，干宝的《搜神记》；也有宗教徒所为者，如道士王浮的《神异记》，佛徒王琰的《冥祥记》等。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一批秦简。其中有一篇题为《墓主记》的文献，叙述了一个名为丹的大梁人死而复活的荒诞故事。丹曾因伤人而自杀。三年后，丹的主人犀武审案时，发现其虽有罪，但不至死。犀武便向司命神祷告。在司命神的指引下，丹复活了，还向乡里人述说了其在阴间所见的种种习俗。 这则材料公布后，李学勤即发表《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一文，认为《墓主记》“所记故事颇与《搜神记》等书的一些内容相似，而时代早了五百年，有较重要的研究价值”。干宝《搜神记》中有许多故事也叙“主人本不应死，被司命遣回人间，复活后讲述了其在另一世界的种种见闻”。学者多以为，东汉佛教轮回思想传入中国是魏晋志怪小说中出现死而复生观念的前提。放马滩秦简《墓主记》也有同样的故事情节，这说明这种志怪小说在佛教传入我国之前即已出现。虽然“放马滩简中这则故事，情节不如《搜神记》的曲折，但仍可视为同类故事的滥觞，值得大家注意”②。 放马滩秦简《墓主记》志怪小说的发现，引起学者高度重视。但只有一则材料，还不足以改变传统观点。2012年《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公布了一篇题为《赤鹄之集汤之屋》的文献。简文记载了一只鹄鸟飞停于商汤宫屋之上。商汤引弓射获鹄鸟，并命小臣伊尹将其烹饪成肉羹。汤妻纴巟趁商汤外出之机迫使伊尹让她先尝鹄羹。伊尹也趁机喝了余下的鹄羹。两人喝了之后均出现“乃昭然，四荒之外无不见也”的神奇现象。后来，商汤欲追究其责，伊尹出逃往夏。商汤行使巫咒，使伊尹病倒途中。这时出现了一只巫鸟，救治了伊尹；并告知他夏后有疾，到夏庭后又如何除妖救夏后的办法。伊尹到夏庭后便按巫鸟的神授之术救活了夏后，立了大功。这则故事借助巫术魔法，出现了人神之间、人禽之间、人妖之间种种对话、相助、相斗的离奇荒怪情节，还围绕伊尹主人公在不同场景的活动而出现了不同配角。如伊尹在商庭时有鹄鸟、商汤、纴巟；在途中有群鸟与巫鸟；到了夏庭而有夏后、黄蛇、白兔、帝神等等。整个故事情节在这些复杂的人、神、鬼之间展开。这是一篇典型的志怪小说。 清华简的下葬年代为战国中期，而《赤鹄之集汤之屋》的流传应该比简的下葬年代还要早，至少可以上推到战国早期。因此，中国志怪小说的出现又由放马滩的战国晚期提前到清华简的战国早期。清华简这则材料的出现，再次使我们认识到，将志怪小说产生的年代定在魏晋之际可能是误解。诚如黄德宽所指出的：“这篇先秦小说的发现，为中国小说文体起源的研究提供了珍贵新史料。文学史家关于先秦无小说的结论，因此篇的发现，恐怕需要重新改写了。”③ 另外，北大汉简有《妄稽》篇，也是一篇小说，有人物关系(丑妻妄稽、丈夫周春、美妾虞士以及周春的父母)，有故事情节。④就其内容看，不是志怪小说，而是世俗市井小说，符合《汉书·艺文志》所称的“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综合分析天水放马滩简《墓主记》、北大简《妄稽》与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这些新资料，可以极大丰富我们对中国古代小说起源的认识。 (二)“橘颂体”并非屈原独创 在屈原《九章》里，《橘颂》无论是体裁还是内容，都是独特的。通篇四言句，专咏橘之品格，铺陈详叙，是诗体赋。而在铺陈详叙中，又多强烈的抒情色彩，实际是借物言志，颂橘实为自颂，个性鲜明。因此，文学史教材或楚辞注本均称其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咏物赋。如朱碧莲《楚辞讲读》谓：《橘颂》“诗人以咏物来述志，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咏物赋。”⑤马茂元主编《楚辞注释》也说：“南宋刘辰翁曾称这首诗是‘咏物之祖’，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有着开创性的意义。后世的咏物诗，无论是在体物方面，还是在寄托方面，都受到本篇的积极启发和影响。”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