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有关高等教育学专著在谈及高等教育作用时,涉及过多的是教育对社会的适应性及对社会的促进作用。在谈及高等教育发展时,主要论及的是如下三个发展维度:满足社会发展需要,满足人的发展需要,满足政治文化需要。而对自身的发展较少论及。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高等教育作为非义务教育的一种专业教育,其教育经费不再由国家全额负担,便出现了高等学校如何面向市场求得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同时,通过对经济管理和教育管理的比较研究,可发现二者在结果上的明显差异是:经济在增长,教育在维持。以其基本活动实体——企业和学校——为例,企业经过一段时间经营资产扩大数倍的例子俯拾即是,而学校靠自身教育活动实力飞速增长的例子却凤毛麟角。即以生产的类型作观照,企业进行的是扩大再生产,学校进行的是简单再生产。因此,便存在一个高等教育如何发展的问题。 一、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划分及其所承担社会责任的变迁 自12世纪产生于意大利和法国至被移植到整个现代非欧洲世界为止,大学的含义和目的可以说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它依靠改变自己的形式和职能以适应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同时也巧妙地保持了自身的连贯性。高等教育的本质在不断地发展与进化,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在不断地扩大。历史上高等教育的发展与进化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按适龄青年入学率。本世纪60年代末,美国著名高等教育理论家马丁·特罗(Martin A·Trow)提出了有名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主要内容是把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划分为“英才”、“大众”和“普及”三个阶段,并提出了具体的量化指标。 (1)英才教育阶段,高等教育入学率在15%以下。高等教育的对象起初局限于少数学术精英,作为特权,起分配职业阶梯上的等级和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的作用。英才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培养治国的英才,大学明显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机构。 (2)大众化教育阶段,入学率为15~40%。高等教育从“英才”向“大众化”转变的主要动力是社会需求和公民个人需求。高等教育的主体部分不再是培养“精英”人才,而着重培养应用型、职业型专门人才。 (3)普及化教育阶段,入学率为40%以上。英才型高等教育是在造就大多数失败者后挑选成功者;大众型高等教育是让更多人有机会成为成功者,尽管成功者所达到的水平参差不齐;而普及型高等教育则是向所有想上大学的人开放。 高等教育从“英才”向“大众”和“普及”阶段发展,使得它与社会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 2.按高等教育功能。从发展的历史轨迹看,高等教育功能的扩展,使得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越来越大。 (1)传授知识。高等教育的最初功能是传授知识。1852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学者钮曼(John H·Cardinal Newman)曾在其《大学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中指出:大学的活动与知识的传播及掌握相关,而不与新知识的探索及获得相关,也不与简单的生产相关。大学的目的在传授知识,教学是大学的唯一功能。 (2)科学研究。19世纪末,德国的洪堡(Von Humboldt)及阿尔托夫(Althoff)等在柏林大学进行革新,提出了以大学为研究中心的思想,认为大学之功能重在发展知识,而不是传授知识。1930年,美国学者佛兰斯纳(A·Flexner)在《大学》(Universities)一书中,系统发扬了洪堡精神,强调研究与发展知识是大学的重要功能之一。同时,他又认为,教学与培养人才,也是同样重要的。 (3)社会服务。20世纪初,美国开始高举起高等教育社会服务的大旗。自威斯康星大学提出高校为社会服务的思想后,被许多国家采用,无论对社会的发展,还是对高校的发展,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这样就提出了大学的第三功能。1963年,美国前加州大学校长克尔(Clark Kerr)在《大学的功能》(The Use of the University)中进一步提出:由于知识的爆炸及社会各业发展对知识之依赖与需要,大学已成为社会的“服务站”。 3.按高等教育的组织结构。高等教育组织结构的变迁,使得它与社会、与国家的联系愈来愈紧密,成为国家构成的重要成分。 (1)高等教育行会性结构。大学(拉丁文Universitas)原意为社团、协会、组合或行会,直至14世纪才成为特指大学的专用词。它确切地显示出欧洲大学在其建立之初的组织形态:不论是“先生的大学”,还是“学生的大学”,最初都是仿照职业行会组织起来,从事学术活动的特殊团体。 (2)高等教育社会需求。自中世纪以来,高等教育开始经历社会职能的变化,从从事特定专业训练的机构转变为起社会统治工具作用的机构,进而成为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机构。 (3)高等教育官僚性结构。高等教育进一步的发展,使得其对社会的生存和繁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致它们越来越多地受国家、政府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由于办这些机构所需的经费越来越多,因此对它们的控制很容易通过政府拨款来实现。高等学校显然在向一种由国家控制的法人官僚机构发展。在确定管理形式时,需考虑到国家提供经费的机制,高等教育与国家的关系、与政府各部门的关系、与社区的关系,以及高等教育得以在其中实施的政治环境等因素,完全成为或非常接近国家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