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史 从1927—1937年，这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较为迅速的10年。在这10年中，高等教育界先后对一些问题展开过讨论。这些问题涉及的面较广，触及到高等教育自身的一些理论和实践课题。有些在当时已被解决，有些直至今天还仍在讨论，很有借鉴意义。现就其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分述如下。 一、如何调整文、实科比例失调问题 由于传统的影响，尽管国民党政府一再强调高等学校要重视实用科学的学习和研究，但在“读书做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价值观念的驱使下，当时的大学生认为做官的名望和实惠要远远高于工厂管理、医学和房屋建筑等具体的职业。同时，由于师资、设备、经费等现实原因，从清末到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数十年中，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多偏重文法科，而忽视农、工、医等实科。 据1931年统计，全国51所大学中设法科的占49%；设文科的占70%；设农科的占22%；设工科的占27%；设医科的占12%[1]。 1930年，全国大学有文科学生17000人，理科学生8000人。1931年，全国大学文科学生增至23230人，理科学生仅9928人，理科学生仅占大学生总数的29.9%[2]。 文、实科比重的严重失调，不仅造成了人才市场文法科人才过剩，农工商实用人才奇缺的矛盾，使失业人数逐年增加；而且，它使国民党政府正在推行的10年经建计划难以落实。因此，它引起了各界人士，尤其是社会上层人士的注意和担忧。 如何将文、实科比重调整好？1932年5月，陈果夫提出《改革教育方案》，他认为，在当前高等教育重文轻实的病态应立即纠正。他提出改革方案9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2、第3条：“全国各大学及专门学院自本年度起，一律停止招收文法艺术等科学生，暂定以10年为限”，“在各大学中如没有农工医等科，即将其文法等科之经费移作扩充农工医科之用；其无农工医科者，则斟酌地方需要，分别改为农工医等科，就原有经费，尽量划拨应用。”[3] “方案”内容披露后，教育界一片哗然。刘廷芳说：“这提议实在是建国20年来教育界极重要的一个提议。倘若通过，见诸实施，其结果也是极严重的。”[4]一些学者如柳诒征、程其保等纷纷发表意见，展开讨论，争论集中在陈果夫关于文法科等一律停办10年的建议上。 教育家们完全赞同政府扩充和发展农工商等实用科学，培养更多的科技人才的方针，但反对用停办文科、牺牲文科的办法来扩充和发展实科，认为此举“剜肉补疮”，乃是下下策。他们指出，文科在国家建设中，起着维持学术文化、转移思想等重要作用，救国强国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谋多方之发展，求平衡之进步。”光靠实科人才，是难以做好这项大工程的。程其保比喻道，国家只设置实科，而忽视其他，就好像一个人专讲锻练体魄，而鄙视一切学术文化知识，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殊为失当[5]。刘廷芳断言：假如当局“真个停办各大学文科10年，全国教育将要因此退化50年。”[6] 教育家们认为，陈果夫的上述建议，是完全不懂教育规律。他们指出，学校不是工厂、市场、商店，可随时开门开业。“十年种树，百年树人”。要办一个略具规模的文科法科，非有十年的经营不可。如果现在文科停办10年，恢复再需10年。20年中，老专家相继凋谢，学术上青黄不接。到时候，即使政府想恢复开办，又谈何容易！[7] 教育家们还认为，陈果夫的建议将贻误青年。大学生都是成年人，在个性、兴趣、职业等方面也自觉地存有差异。停办文科，尽办实科，无疑是驱使全国所有的学生尽入农工医商等科，这种强人所难，扼杀人才的办法极不经济，将后患无穷[8]。 由于教育界的反对，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议决陈果夫的提案时，作了如下修改：文法科办理科不善者停止招生；艺术学院加强实用艺术课程，以促进工商业发展；除边远省份为养成法官和教师外，内地各省一律不再新设文科。从1932年起，根据上述精神，教育部每年规定招生办法，用限制文法等科招生数的办法，逐步使大学中文、实科学生比例持平。至1937年，全国文科学生数为15221人，实科学生数为15280人。 二、大学的地理布局问题 1931年5月，国际联盟行政院应中国政府请求，派一专家考察团，来华调查教育。考察团由德、英、法、波兰的4位教育家组成。他们9月抵达上海，在华逗留3个月，先后考察了上海、南京、天津、北平、杭州、苏州、无锡、镇江、广州和河北定县的教育情况。第二年其考察报告被译为中文出版，名为《中国教育之改进》。考察团的考察，特别是其报告书公开发表后，在国内引起极大反响。一些教育刊物曾就考察团提出的问题，展开专题讨论，关于大学的地理布局问题，就是当时讨论的一个特点。 据统计，1931年全国共有专科以上学校103所，其中上海（22所）、北京（15所）、广东（8所）、河北（8所）、湖北（6所）5省市就有59所，占57%，只设一所专科以上学校的有安徽、四川、新疆、甘肃、吉林、察哈尔6省，占5.7%。热河、绥远、陕西等10个省无一所专科以上学校[9]。 和高等学校云集大城市相一致的是，在某地，某些系科重复设置。据当时对全国11所国立大学的调查，文学院、理学院为11校全设，设法学院的有7校，设农学院和工学院的有6校，设医学院的有1校，设教育学院的有2校[10]。当时北京有4所国立大学，上海有3所国立大学，照上述比例，北京和上海就将有3～4个文、理学院，2～3个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