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从本世纪60年代开始引进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宽进严出”办学模式，使其高等教育的规模和速度获得空前发展但结果却以沉重的代价换得沉痛的教训。在国际教育文献中，它以“失误教育” (MISEDUCATION)、“高等教育本体危机”和“合法性危机”载入史册。M·S艾迪塞沙评论说，只就教育出的废品、没有就业能力、失业和就业不当来计算失误教育的代价，已经达到每年教育经费的50%—60%[1]。严峻的现实终于使发展中国家充分领悟到：盲目引进外来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既不符合他们的特殊国情和国力，也解决不了他们的实际问题。 一、“宽进”模式引发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危机的主要表现 早在本世纪60年代初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积极主办下，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教育部长们就相继在亚的斯亚贝巴、曼谷和圣地亚哥等地举行国际教育会议，商讨有关高等教育如何适应经济复兴和社会发展的对策问题。他们争先恐后地制定雄心勃勃的超常发展高等教育的定量目标，决定优先考虑高速增加高校入学人数，并超前引进开放入学的“宽进”模式，以尽快培养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大批高级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为了早出人才，多出人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制定并实施自由入学、免费教育、保障分配的放宽政策。由于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量的增加，更由于政府“宽进”政策的推波助澜，两者的叠加和协同效应促使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规模在短期内急剧扩大，高等教育被普遍认定是变换社会职业和提升社会地位的主渠道。于是，在1960—1980年期间，高校招生人数在非洲增长了9倍，在亚洲增长了4倍，在拉丁美洲增长了9倍，培养出了大批具有高学历的高级人才。 然而事与愿违的是，正是这些成功的扩展政策把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置于危险的处境之中。量的超常扩充带来质的超常恶化，非预期的负效应比比皆是。根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的披露[2]，“宽进”模式引起的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危机主要反映在以下4个方面。 1.资源紧缺 由于高校就学人数持续扩充，高等教育公共支出下降，国家无力支撑日益膨胀的高教投资需求，造成对高教经费的拨款比例不合理。如在巴西，财政预算资金为23%，用到学生人数上是2%；在卢旺达，预算资金为15%，用到学生人数上仅为0.2%。总的来看，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中的人均开支相当于人均收入的370%，仅为工业化国家的49%（世界银行数字）。自1980年以来的经济萧条造成的资金匮乏和高级人才市场萎缩，标志着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环境的恶化。伴随经济环境问题而来的是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财政能力受到打击，而作为公共财政支出主要部分的教育经费则首当其冲地被大幅削减。据世界银行1994年度研究报告称，80年代以来，低收入国家高等教育就学人数年均增长率为8.8%，经常性支出年均增长率为12.3%；相比之下，高收入国家则分别为4.3%和0.9%。在此期间，撒哈拉以南非洲生均实际公共支出从6300美元下降到1500美元，中东和北非从3200美元下降到1900美元。高教资源紧缺使办学条件不断恶化，给教学和科研的正常开展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 2.内部效益差 院校数量多而规模小，导致高单位成本和专业设置大量重复，资源利用低效；“宽进严出”造成高辍学率、高重读率和低毕业率；用于学生补助和补贴的非教育性支出比重增大。凡此种种，都使生均成本上升。由于入学人数过多且程度参差不齐，教学与教育环节的压力不堪承受，教职员工短缺，物质设备陈旧，仪器和图书资源不足等等实际困难，使教学质量日益下降。例如，在马达加斯加和塞内加尔大学的第一年底的合格率分别仅为13%和20%。 3.外部效益低 这主要表现为大学毕业生失业率上升和科研成果数量、质量下降。亚洲、北非及中东一些国家的大学毕业生失业已创历史水平。高教的结构性问题演化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不稳定甚至国家动乱的动因或诱因。同时，国家对大学科研投入中的很大比例被用来解决就业和教学需要，并没有达到科技开发为社会服务的实际目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大学生的数量与现代经济领域的层次需求不成比例。由于高层次人才择业空间非常有限，如果大学毕业生人数远远超过人才市场所能吸纳的程度，就会出现大量的待业、失业现象，并造成广泛的心理损害和社会损害，以致破坏社会的平衡和稳定。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如在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菲律宾、秘鲁和埃及等国家。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它更成为发生社会动乱的直接动因或诱发因素，如在韩国、泰国、肯尼亚、乌干达、津巴布韦、马里和几内亚等国家。 4.社会更加不平等和分化 对一些国家的调查表明，绝大多数大学生是来自富裕家庭。由于贫穷家庭的孩子接受高质量的初、中等教育的机会极为有限，因而由全部人口出钱资助的高等教育机会，结果仅由占人口极少部分的富家子弟享受。教育资金在宏观教育结构的高、中、低层次中的配置极不合理。由于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学生是来自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而低收入阶层的子女甚至未能接受基础教育就过早地为自己和家庭的谋生而奔波，因此随着高教规模的迅速扩大，在教育层级结构之间的资金分配也就显得极不合理。人们甚至越来越怀疑，在上述条件下，教育是否具有帮助实现社会经济目标，特别是机会均等目标的潜力。 沉痛的教训使发展中国家终于认识到：他们的高等教育规划和决策一开始就忽视了“宽进”模式的高冒险特性。 二、高等教育规划和决策失误的原因分析 1.“福利国家”的模糊信念和“经济永保繁荣”的盲目乐观 在重新获得独立后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其领导人遵循着国际社会的传统经验，即确信最优先考虑的事情是尽可能多地培养经济发展需要的合格专门人才。但他们在克服人力不足的过程中照搬了西方的模式，决心使高等教育迅速实现“均等化”和“民主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宪法中明文规定：提供所有层次的免费教育；让所有中学毕业生自动地接受高等教育；为所有大学毕业生提供公共领域的就业保障。这种做法反映了决策者们把国家视同“慈善机构”，并在经济落后的国度即建立“福利社会”的一种幻想，表现出对未来经济发展的过分乐观。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经济环境将永远保持繁荣景象，而且不管高等教育规模如何之大，教育资源是永不枯竭的。正是基于此，他们在为宏观教育作出规划和决策时，优先重点发展高等教育，盲目追求数量的膨胀，而没有考虑内外部条件的可能限制和潜在的主客观偏差，忽视了规模扩大的预后效果和连锁反应。1991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已总计高达13110亿美元。其经济环境的波动和恶化使教育经费受到大幅度削减，加重了高等教育结构失衡而造成的固有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