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外语教学与科研曾受到极为严重的冲击和破坏，外语界教育界青黄不接的断层现象比任何一个学科都突出，不能不令人深思和忧虑。在本世纪末最后的冲刺中，各个学科为培养跨世纪的一流人材而争先恐后地提出各种应对策略，此时此刻不能不使我们想起本世纪前半叶的清华学术教育范式。 一、历史的回顾和问题的提出 在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十日由当时的教育部召开的一次全国外语工作会议上，廖公承志批评高校外语教学是“中专水平”。从那次会议以来已近20年，这种状况非但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反而每况愈下。更有甚者，在功利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有的委属高校外语系竟荒唐到砍掉科研科室，改为教学年级教研室，让科研放任自流，“自愿结合”。不可否认，80年代初期由于国外新的教学思潮和方法的传入，中国的外语教学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输送了大批实用外语人材。然而学习英文不能只为学习英文而学习英文。对此，许国璋先生多次批评道：“光学几句干巴巴的英文不行。有这样的女孩子，语音好，语调也好，打招呼的那几句开场白也像个样，可是谈完天气之后，再也没话了，不能连贯地谈论正经的事，既没有知识，也没有看法。这样是学不好语言的。”[1]许先生“历来反对培养只懂外语，其它什么都不懂的学生”。[2]他常告诫学生，学习外语“眼睛不要只盯着那么几句英文”。[3]许国璋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外语教育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可以这样说，培养会说外语的鹦鹉之误导已成为外语院校学术发展的障碍。这是一种病态的二律背反情结(paradoxical complex)。在这种情况下，外语院校（系）的学生仅以说几句外语为满足，既没有扎实的中外语文功底，又缺乏合理的知识结构，更谈不上有解决问题和分析问题的科研能力。这种情况与解放前的清华外文系形成鲜明对照。许国璋先生十分强调“用文化内函激发学生学习外语的积极性”。[4]许先生说：“阅读首先是吸收知识，吸收知识的过程中自然地吸收了语言”。[5]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学习英语要有特定的目的”(English for a specific purpose)。许先生要求“外语人材必须是文化人”，[6]而不是掌握四会的匠人。正因为如此，早在七、八年前，他就断言：“将来理工科学生学英语可能更有出息”。[7]这里讲的理工科当然包括外语系以外的其它文科。解放前的清华外文系就是按文化人的要求培养学生的，许国璋先生本人以及其他一大批学贯中西的鸿儒就是清华培养出来的文化人。 二、清华外文系的培养目标：博雅之士 清华外文系把培养文化人作为自己的目标，在这方面堪称国内同类系科之典范。制定清华外文系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的吴宓先生参考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和需要，提出如下五个培养目标： 本系课程编制之目的为使学生：（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字及文学，足以胜任愉快；（丁）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8] 其实，清华外文系的培养总目标可以用“博雅”这两个字来概括，培养博雅的文化人就是清华的办学宗旨。有了这样的文化人，就可以完全胜任和满足国内各行各业的职业和教学科研之需要，并且可以“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 清华的“博雅”教育在当时教育流派百化齐放的年代可谓别具一格。在艰难困苦的动荡条件下为我国培养出诸如钱钟书、季羡林、曹禺这样一大批高精尖的各类专门人材。“博雅”教育不仅是办学的宗旨，而且也是一种风格，一种思想，一种体系。知识唯其广博，学问才能精深；抱负唯其远大，志趣才能高雅；学术思想非精深博大，教育不能培养出高洁博雅之通儒。“博”是一种学术境界，“雅”是一种思想境界，“博雅”就是一种人格境界，一种具有高贵的人文品质和素养的书生风骨，是一种“心向往而不能至”的境界。另外一方面，高雅脱俗的言谈举止和气质来自于“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的学术涵养；通博教育境界需要高雅的志趣来提升。这样，作为知识的通博是教育的外形，作为志趣之高雅便是教育之内质；作为思想之通博是教育的内质，作为言谈举止之高雅便是教育的外形。“博”与“雅”互为形质内外，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可以说培养“博雅之士”浓缩了吴宓先生及清华外文系全部的教育思想，从来没见过第二个人能把教育的本质概括得如此精炼得体。 三、“通博”：下学上达 从1926年吴宓先生正式任清华外文系教授并代理外文系主任开始，到1944年离开清华的近20年间，正是清华由弱到强，发展到它最辉煌的时期。可以说清华外文系与吴宓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吴先生的教育思想对外文系的影响至深至大。因此我们在说到清华外文系之时，我们不能不谈到吴宓和他的教育思想。吴宓先生认为教育是有关人的灵魂的事业。柏拉图把人的灵魂分成三个方面：智（理性和智力）、情（感情和情绪）和意（意志），分别对应于中国古典文化中的智仁勇三德。换句话说，没有人格的修养和完善，没有人性的全面发展，便谈不上教育。吴宓先生引用多尔奇(edward W.Dolch Jr)关于教育的定义，认为教育应使受教育者了解物质的和人生社会的世界，参与并享受思想和感情的世界（吴宓先生还特地说明这是价值和神的世界；即有关信仰的问题）。[9]因此，“教育之理想”应是培养既了解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又通晓神学的全面发展之通才。
